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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二月十一日。

  我决定就这么办。我去找博姆加德。为什么恰恰就是去找他呢?就因为他不是精神病医生,就因为他年轻,而且还是大学同窗。他那人健康,强壮,可是性情柔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是记得他的。兴许,他会找……我能从他那儿得到关切。他是能想出什么法子来的。且让他把我带到莫斯科去吧。我可不能上他那儿去哟。我已经获准休假了。我得躺着。我不去医院上班了。

  我可是诬蔑了那个男医士了。喏,人家笑笑……并没有什么的。他常来看望我。总是请我到班上去听诊听诊。给他指点指点。

  我没答应。又找拒绝的借口?我可不愿杜撰什么借口了。

  给博姆加德的那封短信已经寄出。

  人们啊!有谁能帮帮我呢?

  我悲怆地叹息起来。如果有谁读到这句话,他会以为——这是做作。不过,谁也不会读到的。

  在给博姆加德写信之前,我把一切都回想起来了。脑海里尤其浮现出十一月的莫斯科的火车站,那时,我从莫斯科逃出。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晚上。我在厕所里注射偷来的吗啡……那真是活受罪。门口挤满了人,人声如钢铁般轰鸣,人家责骂我久久地占着地方,双手不住地颤抖,门钩也不住地在颤抖,眼瞅着,门马上就要敞开来……

  就是从那会儿起始,我身上便生出一些疖子。

  回想起这一切,我哭了一夜。

  十二日夜。

  又是一次哭泣。夜间的这份软弱这份下作又有什么用处呢?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拂晓时分记于戈列洛沃

  我满可以祝贺自己了:我已经是一连十四个小时都没有打针了!一连十四个小时呀!这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天色已然蒙蒙发亮。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了。

  应当按照深思熟虑的决定去行事。我并不需要博姆加德,也不需要任何人,拖延自己这条生命,哪怕再延长一分钟,也是可耻之举。延续这条生命吗——不,绝不能。药,就在我手边哩。我先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喏,得了,下手吧。我对谁也不欠下什么的。我毁掉的只是我自个儿,再有,就是安娜。我还能怎么办呢?

  时间能治愈一切的,就像阿姆涅丽丝吟唱的那样。她的日子,当然,过得又单纯又轻松。

  这本笔记留给博姆加德。一切……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拂晓时分,我在远方的一个小镇上,读完了谢尔盖·波利亚科夫的这些笔记。摆在这里的这些笔记是全文,没有经受任何改动。我不是一名精神病医生,我不能有把握地说,这些笔记是否可资借鉴,是否为人所需呢?

  在我看来,它们还是为人所需的。

  现在,在十个年头都过去之后的今天,——这些笔记所引发的那份怜悯与那份恐惧均已逝去。这很自然;但是在现如今,当波利亚科夫的躯体早已腐烂,对他这人的记忆也全然消失的时候,重读这些笔记之后,我依然对它们有兴趣。兴许,它们还是为人所需的?我是敢斗胆断然肯定这一点的。安娜·基里洛夫娜于一九二二年在她工作的那个地段死于麻疹伤寒。阿姆涅丽丝——波利亚科夫的首任妻子——栖居国外。她不会回来的。

  我能否将人家赠送给我的这些笔记发表出来呢?

  我能。我能发表的。医生博姆加德。

  一九二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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