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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青少年时代



朱宏
到延安去

  1959年,毛主席接见美国历史学家杜博伊斯夫妇和女作家斯特朗时,曾指着我的伯父朱伯深说:“这个人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裔。”修十三陵水库时,刘少奇打趣地对我姑妈朱仲丽说:“要刨你家的祖坟了,你反不反对?”我们朱家是在明朝覆灭、遭满门抄斩的危急时刻,更名改姓逃到湖南宁乡县周氏家族中避难的。辛亥革命以后,由祖父那一代才改回本姓,也是由祖父这位著名的教育家开始,我们家三代人陆续参加革命,多达数十人。
  1931年底,我侨生于印度尼西亚,生活十分优裕。但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和大姐回国了。1939年,母亲被父亲遗弃,她肩负着祖孙三代的生活,以乞讨为生。大伯和姑父王稼祥商量把我们姐弟送到延安去。那时,大弟6岁,我8岁,大姐9岁。临走时,祖母给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吊上一个小红口袋,口袋里面放了一尊小佛像。最令祖母不放心的是她的长孙朱忠洪,她特别嘱咐大家要多多关照忠洪。祖母重男轻女,从小就把我们姐妹四个称为“四床脚”,而把两兄弟说成“两枕头”。我们随一位姓贾的叔叔一块上路,还请了一个挑夫,一头挑着我们的衣物,另一头挑着走不动路的洪弟。第一站是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那是中国共产党人去边区前的集合地,我们到那里还开了一个百余人的茶话会。我们这群孩子成立了“小鬼队”,队长是彭士禄,他是彭湃烈士的长子。我们开始过集体生活,天天唱革命歌曲:“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保家乡、杀敌人……”
  很快,我们又从桂林出发了。不过,这次不再步行,而是坐汽车了。过嘉陵江时,我们一群男女孩子们挤在船舱里,翻起身来,还得喊:“一、二”大家同时动作。有时年纪小的尿了床,我们衣服湿了,还不知道是谁尿的呢!
  我们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之后,住在一个山坡上,竹篱笆把住地四周围起来,竹筒做成的水管引来清泉水。山下是一个国民党的学校,校园中的柚子树清晰可见。大人不让我们随便外出。如果见到穿黄铜扣黑大衣、戴墨镜的不速之客,就要赶快散开。我们小鬼队的生活挺不错,每天快快活活地做游戏。嘴里念着:“一大林、二大林……四大林(斯大林)”这时都各自争着指自己的鼻子;而一念到“蒋介一、蒋介二……蒋介十(蒋介石)”便争着指对方。我们还演节目,唱革命歌曲,渐渐成熟起来了。一天,我们睡在地板上,国民党的狗腿子来查房,把大一点的孩子叫醒问:“到延安去做什么?”“找爸爸,找妈妈!”我们的父母哪里在延安,我们要找的父母是共产党,是毛主席和革命前辈呵!
  到了最后一个关卡,我们被国民党包围在一个草坪上,四周的机关枪都对着我们这些无辜的孩子。我们中间许多孩子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烈士遗孤,都是革命的后代。护送我们的同志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要开枪,就把我们打死,千万不要把孩子们打死呀!”就是这一次,为我们押车的副官李涛同志被扣留了,据说后来是经周恩来副主席交涉,他才被释放回延安的。我们随身带的枪支都给换成了旧的、坏的;从家乡带的土特产、被褥衣物则被洗劫一空。然而,我们还是突破了这一关。汽车再次起程,经过数月的跋涉,当驶过一座破旧不堪的木桥时,我们终于看到了延安的宝塔山。我们欢腾起来,唱着:“呵!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我们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享受着真正的自由,呼吸都变得清爽畅快了,那种心情,真是难以用笔墨描绘。
  这时,已经是1940年的冬天。我们头一次走过结了冰的延河,河中央比两边稍凸,这也令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孩子大开眼界。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所在地,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姑姑朱仲丽和姑夫王稼祥。我在家里时就常听到祖母夸姑母:“我的八妹子赛过儿子,比儿子还能干!”那时,我们流着鼻涕,拖着单布鞋,两手空空,又可怜、又狼狈。姑姑拉过弟弟来说:“洪洪,喊我一声‘妈’!”弟弟出生的喜讯,还是姑妈第一个告诉祖母的,今天喊她一声“妈”也是天生的缘分。从此,洪洪有了养母、养父。才比他大两岁的我又是高兴,又是羡慕。我只好跑到“小桃林”里去寻找父母,见到一对对男女游人,就跑着绕到他们前面,回头看看他们的面孔,结果总是失望。我的父母还在国统区呢!

延安中学的日日夜夜

  我是1944年秋进入延安中学的。我们与一些烈士子弟、高干子女一起被编入九班、十班。这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在学校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方志敏烈士的长子方英敢在井沿上走,边走边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屎屎!”他因那股调皮劲,常常被罚面对墙坐。刘志丹烈士的女儿刘力贞,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演起了太平天国的洪萱娇:“待我登高一望……”一边道白一边上了桌子。有一次,我们组织学习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的模范事迹,顽皮的孩子们仅仅老实了两个星期。
  延安中学实行的是供给制生活。冬天有棉衣、棉裤、棉鞋或毡鞋;夏天发2尺半长的灰军装,一双单布鞋。有的女同学为了美,把军衣改得很合体。我在那时学会了用毛线织袜子,还曾给姑妈纳了一双鞋底,然后她自己用线勾成了一双凉鞋。我们的军装是用“黑格兰”草根把本色布染成了褐色的。夏天,延河就是天然的洗澡池,女同学在上游洗,拐一个弯男同学在下游洗。衣服只有一套,下河前脱下来找块麻石板在上面搓,用灰菜当肥皂,洗净后晒在河边的草丛上,然后潜到水里去玩捉迷藏,等衣服干了再上岸穿上回学校。那时,我们学习用的是马兰草做的纸;牙粉是稻壳灰配点咸盐;
  还自制了丰足牌火柴。在陕北,冬天的西北风一吹,脸和手都会破裂,我们就用羊油擦脸。
  我们住的窑洞是大同学们挖的,窑内有专放油灯的墙洞,有取暖用的炕炉,还有一条沟沟儿,上面盖上瓦,那就是烟筒。开始,我和罗瑞卿同志的长女罗玉华睡在一个土炕上。每到星期天,我们就结伴回王家坪。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学校,路过飞机场时,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吓得我放开脚步只顾奔跑,越跑越快,好像身后总有人跟着似的,一回到学校就上炕蒙头大睡。
  当年我们是在露天食堂吃饭,用小罐子装饭菜,有的用土钵子,少数人用搪瓷碗。一般都是吃小米饭,小米饭像沙子一样,我们南方人实在不习惯,只好拌着辣椒面吃。有时可以吃到“金银饭”,是用大、小米合蒸的。喝的是“青龙过海汤”——菜汤上面漂着油珠和葱丝;“海底捞鱼”——菜汤底下有点土豆片;此外还有“列宁饼干”——小米锅巴。我们的生活虽然如此艰苦,但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白天紧张地上课学习,晚上我们还集中在窑洞里读报。读报的人凑在小油灯下,其他人都坐在黑暗中,大家非常关心政治和时事,没有一个打瞌睡的。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报纸上有连载的《洋铁桶的故事》、《孔二小姐去美国结婚》、《乌鸦告状》等故事。

第二次行军

  1946年夏天,经过在延安中学的长时间的锻炼和学习,我已经15岁了。我们姐弟三人开始了第二次行军。那时,姑妈随姑夫去了苏联。我们由中央组织部的李鉴同志负责。在出发前,李鉴夫妇还为我们准备了肉松,组织上分配给我们一条毛驴。大家都背着行李步行,我们虽然年纪小,又怎么好意思骑牲口呀?10岁的洪弟,也跟大家一道翻山越岭。队里走在前边的同志,常在路旁的土坡上写些鼓励的话,如:
  “加油!洪洪,前面就到站了!”等等。刚走到了第一站四十里铺,我们的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因为没有经验,穿的是新发的草鞋。以后每天走90里路,每天都到一些新地方,也都遇到一些新鲜有趣的事。要过黄河了,黄河的水黄得像泥汤一样,驮行李的牲口一动不动地站在渡河的木船上。调皮的洪弟将一个旧铝水壶抛向黄河的急流中,口里还喊着:“留作纪念吧!”有一天,我们过十里河,干涸的河床上全都是石头子,连小毛驴都无法插蹄,何况人走呢?我们的脚板硌得很疼,我们多么希望走平坦的黄土路啊!但是,为了早日到达目的地,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到了张家口,算是一大站。队伍开始休整。行军途中,每天清晨天不亮或到晚上天黑时,领队的人用小油灯照路,后面的人摸着,叫着,跟着走。张家口有了电灯了。延安的小土包子洪弟,见到了电灯很奇怪,他把螺丝口灯泡拧来拧去,嘴里喃喃地说:“命令你关,命令你开……”突然,他被电击了,一时面色苍白,倒在那里。幸而他反应快,使足力气狠命一甩,灯泡甩在地上,人得救了。罗玉华说:“我姑姑就是在洗澡后,用湿手去开灯,触电身亡的。”这些常识对于从山沟里出来的人,都是陌生的。
  我们姐弟三人被编入“东北干部队第五大队”,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坐在一辆大车上继续向东北进军。
  途经××省的黎明寨,我们住进蒙古包,蒙古包外边的墙上贴着一块块牛粪,是晒干了当柴烧的。蒙古包内沿着墙脚是一个接一个的地铺,中央有一个铁制的三角架,架上有口铁锅,锅里煮着鲜牛奶。我们吃一口炒小米,喝一口鲜奶,这就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了。
  经过热河省时,已是九、十月了,天气渐渐冷起来。可是一路上仍然可以看见赤身裸体的小孩们。大道两旁的深沟里还有冻死的女婴。铁轮牛车在沙漠里行走,还不如人徒步走得快呢!一天只能走30里地,只要见到有水的地方就要停车,大家下来烧些开水喝,吃点东西,然后再上路。土豆是我们的主要口粮,我因胃酸过多,只好饿吐子或吃几口干炒面充饥。
  换了胶轮马车,就快到多伦了,正逢八月十五中秋节。突然从队伍前方传来八路军连长“停车”的命令,四十多辆马车,马上停了下来。我们的前面是一片稀稀落落的谷子地,地里还种了不少大烟。根据连长的经验判断,这里是国民党的土匪窝。他们在居高临下的树林里有一个岗哨,发现了我们,随即向天空鸣枪。紧接着我们八路军的一个战士便冲了上去,敌人不投降,且将手中的步枪在石头上摔成两截,最后被我们俘虏了。山下屯里的土匪一时乱做一团。在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没有牲口就难逃命了。他们的马拴在住房窗下,有的来不及逃就被抓住了;有的马被打死,两人骑了一匹马逃生。屯里还圈着许多从老乡那里抢来的牛、羊、猪等。连长果断地决定:“今晚的宿营地,就是土匪窝了。”大家只好服从命令,但心中忐忑不安,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醒来后听说我们的左边、右边、后边都有国民党的“人海部队”。事实证明连长的决定是对的,如果敌人发现我们车上都是些女人和孩子,机关枪和大炮也是伪装的,那不糟啦!十月天了,我们在山头上宿营,天老爷下起雪来,脚下流着融化了的雪水,大家相互依坐着过夜。
  过河后我们进入了一条深沟,在两旁山坡上的丛林里埋伏着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他们低声喊着:“快!快走!”队伍鸦雀无声地在快速前进。如果敌人在山腰发现了我们,我们将无处躲藏,会全部被消灭在深沟里。
  天已黑了下来,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压阵的尾车从另一条道绕到最前面,突然轰隆一声,真是天翻地覆,人喊马叫,车、马、人、物全翻在数丈深的山谷里。我受伤最重,已不省人事。我被抬到大路上,躺在路边,一阵冷风吹过,我苏醒过来,顿时感到有些疼,我哭起来了。“咔咔!”远外传来土匪的枪声,带队的同志厉声命令道:“不许哭!有情况……”我满口鲜血,左门牙也掉了一块;左下肢有处蚕豆大的伤口,鲜血直往外涌;踝关节上还被木车筐扎伤了。我听到命令,强忍疼痛,咬牙止住哭声。战友们用衣服帮我包扎住伤口。翻车时,马从洪弟的身上越过去,他一滚坐在沟里了,两只脚埋在泥土里;还算幸运,没有要了他的小命。随后,又把我们重伤员抬到别的车上。
  到了金棚湾,将剩下的一半马匹交给了当地政府(在途中有一半马匹被土匪用它们熟悉的口哨叫回去了),车夫们都不敢要这些马,因为每匹马的臀部都有土匪打的钢印,怕土匪找麻烦。
  我和大姐只差一岁,平日常吵嘴。我的腿受了伤,走不了路,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别人跑了,我只好独自一人留在车上听天由命。姐姐说什么也不离开我,躲在车旁陪伴我。土匪不仅要东西,更重要的是要共产党人。听说一位女同志因为解手掉队后,下落不明,很可能是被土匪抓走了。
  这次行军历时四个多月,终于到达目的地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市。我们先后进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附设的外国语学校读书。1947年我还参加了东北一个地区的土改,在土改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我在战火纷飞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成长起来,今天成了一名中医师,这都要归功于党的培养,老师们的教导。我忘不了延安,更忘不了延安中学。
                   (金茂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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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宏
  女,曾用名朱忠芳。延中九班学生,中国中医研究院主治医师,擅长用中药治疗白血病等疑难杂症,被列入《中国科技工作者名录》《疑难杂症名医辞典》以及《开拓者》(袁宝华题第14集,第378页)。著有《家庭中医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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