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_我的父亲张恨水

创办《南京人报》（4）

　　父亲从少年时，就浪迹天涯，漂泊不定，以后又多年从事报馆的编辑工作，不仅练就了写快文章的本领，而且还善于在嘈杂喧闹的环境中工作，一旦写起文章，不管有多大吵闹的声响，他都可以“充耳不闻”，这一招，可说是绝了！不但如此，他还养成了倒头就睡的习惯，不管工作和写作得多兴奋，也不管浓茶喝了多少杯，放下稿子，一挨枕头，即可进入梦乡，而且是鼾声大作。不仅如此，父亲还有一绝，他不但可以闹中取静，在临街的编辑部里振笔疾书，一旦编辑来请示工作或让他审阅大样，他便放下笔，来处理工作，一俟完毕，便又埋首再写，两不耽误。由于他的超乎寻常的敏捷文思，常常会做出超乎寻常的趣事。一次夜半，有客来《南京人报》拜访，父亲放下编务待客。而《南华经》正在此时要付排，版面还差一小块。编辑急得在楼下大喊，问父亲怎么办。父亲让客人稍候，便走到楼栏对编辑说：“别急，我说你记，等版面够了，就喊停。”于是他在楼口随口而来：

　　楼下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

　　时钟一点都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

　　日里高眠夜里忙，新闻记者异平常；

　　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断阴来夜断阳。

　　齿牙半动视茫茫，已过中年底事忙？

　　应是要当姜白发，还图八十遇文王。

　　直听到楼下编辑喊“停”，父亲才遏住“诗兴”，这件“楼上口占打油诗”的轶事，成为南京报界的佳话，事后也有人遗憾地说，编辑应该晚一点喊停，看父亲能口占多少首？这一件趣闻一直在新闻界流传，直到前几年，我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还见到有人撰写这一美谈。

　　《南京人报》虽然人少，编务紧张，因为是“伙计报”，但也不乏轻松有趣的“花絮”。据张友鸿先生的《忆恨水先生二三事》一文载：“张恨水先生当时40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他撩起夏布长衫，拿着折扇，登上楼来，嘴里还说着：‘今天可真热！’一来编辑部，他首先是翻看当天各家报纸，拆阅给报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后和报社其他负责人谈谈，了解报纸出版时间和发行情况。他洒脱豪放，谈笑风生，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哼哼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鸿从北平来（左笑鸿也是新闻界知名人士，当时主编《世界日报》副刊），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尽管《南京人报》充满着和谐和朝气。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华的侵略。但是南京的达官显贵仍然承袭着“六朝金粉”，还是醉生梦死，沉醉在南明偏安一隅的迷梦中，居然要做“桃花扇里人”。父亲看到这一切，真是忧心如焚，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愤怒地吟出：“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为了中华民族，为了祖国，他愿意牺牲一切，所以他大声疾呼地喊出：“国如用我何妨死！”这种掷地做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心情的写照！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内100万市民陷入了战争的灾难之中，人心惶惶，人们开始疏散逃难，报纸的销量骤然下降，报纸没有人看，更没有广告，但是报馆的日常开支又必不可少，父亲身为社长，已无积蓄，又无收入，怎么办？幸亏印刷部的全体工友和编采部的全体同仁，体谅父亲处境，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同舟共济，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还说，就是维持费发不出来，也要坚持，这是大家的报，不能让这“伙计报”先垮，而被“老板报”所窃笑，“玩命儿”也要“苦撑到底”！这一番表态和精神，父亲被深深地感动，也受到了巨大的激励！他咬着牙，硬是把《南京人报》办下去。

　　那时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处理事务及照应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抬起头，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的射击，全都看在眼里，炸弹、炮弹的轰鸣，房屋倒塌的惨状，他都亲眼目睹。他把这些记在心里，写在纸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诉，也是留待后来算账作证明！一待警报解除，父亲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父亲只有四处告贷。一天24小时，他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一个从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来势凶猛。这次是疟疾、胃病、关节炎一齐袭来，只好卧病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战乱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养”，这一时期，他担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记着报务，他既不能写作，也无心看书，生活一下子乱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为了父亲的身体，全家建议他到芜湖去养病，报馆的事务，暂时交给友鸾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这样，《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12月初，即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一页历史，就这样“翻”过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自己办过报。而我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自从“下落不明”后，我多方寻觅，始终也没获得一页，但愿得，我的“为伊消得人憔悴”，会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南京人报》留给我们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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