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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的通信(6)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我没有细想过,此刻说不出什么来。但就大体看来,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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