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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与军长


  接读回示,不胜感慨。枪杆与笔杆战,只能争胜于死后,若言生前,笔杆恐无获胜之理。回示仍为笔杆留余地,先生之为此言,恐亦空自慰藉,非然者,何以于马占山将军及蔡廷锴将军奋勇抗日,倾倒若是?倘有人以《生活》主笔与十九军军长听先生自择,我知先生定舍主笔而就军长。空言呐喊,岂先生本意乎?盖不得已耳。(下略)

  俞文徽

  按:这是俞先生复记者的一封长信里面的一段,我觉得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主笔与军长——颇饶趣味,所以公开提出来谈谈。关于“笔杆与枪杆”这个问题,记者在《生活》七卷第三十三期“信箱”里答复王延龄先生的一封信,已略倾管见,现在并没有什么别的意见,故不赘述。关于主笔与军长,俞先生在未征得我同意以前,已毅然决然的替我选定了军长。倘若这不是“空言呐喊”,区区已可领率数万精兵,轰轰烈烈干一番安内攘外的大事业,当然觉得痛快之至。祸国殃民的最直接的第一列罪魁是自私自利的军阀;但是正当民族垂危的时候,拯救危亡,力图中兴,最直接的第一列元勋也要轮到忠勇奋发,为劳苦大众努力的军人。这样看来,我若得荣任军长,为民族生存的前途起见,我应欣然“得令”,谢谢俞先生给我努力的机会。换句话说,我当然愿意干。不过愿意不愿意干是一事,能不能干又是一事。倘若虽为我所愿干而实我所不能干的事,结果是舍其所能而就其所不能,即湮没其所能而败事自败,徒然落得个损公害己而已矣。这样看来,俞先生委任我当军长,我是否舍主笔而就军长,似乎还有考虑的必要,俞先生觉得四平八稳的“知”字和“定”字恐怕要摇动吧。

  读者也许要觉得俞先生的这道委任状既然是“空言呐喊”,记者居然这样像煞有介事的三推三让起来,未免糟蹋时间,徒耗笔墨。我的意思却是要借此机会唤起我们对于“愿”与“能”的注意,并不是对于这件莫须有的事情“空言呐喊”。我们只看当今所谓要人也者,十八九都是万能的人,今天主持内政部,明天可一跳而主持铁道,过了几天又可一跳而主持交通,好像什么都可干得,结果是什么都干不好,便知道“愿”和“能”脱离关系,国家社会无形中所受损失之重大。所以愚意以为我们要救此垂危的民族,诚应于严密组织的集团之下,具有共同的信仰,向着共同的目标,顾着全盘的计划,百折不挠坚毅奋勇的向前进,但信仰尽管共同,目标尽管共同,计划尽管全盘,而各人的努力却须依所“能”而分工,不是可以包办一切,人人自视为万能的。“能”做军长的让他做军长;只“能”做主笔的,也只许他做主笔。诚然,有的事情是可学而“能”的,而且有的事情可且做且学,做的时候就是学的时候。但是还要看个性是否相近,而且学的时候不“能”就当大任。对于军事的学识经验一点没有,一旦要“自择”军长而为之,非偾事不可,不特军长而已,凡事皆然,以做惯军长的人,一旦要他丢掉枪杆,拿起笔杆,也未必即能胜任。

  所以我们如要各尽心力对民族有所贡献,第一须自己明瞭个性所最近的是什么,第二须有相当的准备。在这样强权胜于公理的时代,做主笔的往往要预备枪决或亡命,只有军长可以硬一下,握着一枝秃笔的记者:当然望军长而垂涎,但想到我自己的个性和自恨平日对枪杆儿并未摸着门径,也只有尽我所“能”努力干去,俞先生所谓“盖不得已耳”,我除心领谢谢外,没有话说。

  此外还有一点要附带申述的,便是仅仅各人顾到各人个性和相当的准备,在现状下未必即有出路,因为一般人的出路和国家全盘政治经济的出路是息息相关的。在国家全盘政治经济未有出路以前,一般人的出路是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例如也许有人确已顾到了他自己的个性,对于他所要干的事业也确已有了相当的准备,但是全国经济破产,百业萧条,没有工作的机会给他,叫他如何寻得个人的出路?讲到这里,我们要明白这是全盘的问题,要全盘的解决,要用集团的力量来作大规模的解决,不是一二或少数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的私人所能于急促间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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