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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起枪杆


  在这国家社会家庭以及自身的一切都处在这顶时行的“难”字上头,八年前的我,好像很肯定地认为非实行武装起来干一下不可,所以毫无顾忌地丢开学校生活而荷起枪杆来。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是如此如此……一幕一幕地不断表演过去,而“难”字也一笔一笔增添起来,简直可说成了“瘫”字了。所以我的意志也一天一天消沉下去,真的好几次都想去做和尚,或与波臣为伍。但是我好像时刻也判断这种观念是更错误更荒谬,再三地总想着奋斗的方式和途径,然在这种焦头烂额的状况中,要想由一个或少数的细胞来恢复体康,是很不容易的。过去的八年枪杆生活,那当然只有徒呼“负罪良深”,但是未来的多少年又有什么法子避免这个评语呢?韬奋先生,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也并不傻,但是对这个问题始终不能解决,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精神是痛苦极了,假使这次对日如果再这样下去,我是绝对的不干了,真是“为子孙留余地,免造罪恶”!不干又怎样呢?我不干,别的人未见得不干,未来的内战未见得就可消除,况且背后还跟着好几个“难”字哩!

  (下略)

  怀 器

  答:记者接到这封信后,颇多感触,特致函作者请求允许将此信在《生活》上发表,藉附管见,幸蒙慨诺,惟依作者吩咐,将真姓名改换,发表如左。

  当忠勇奋发的十九路军抗战日军于淞沪的时候,每日听到暴军残虐及战斗机轰炸我方英勇战士,及无辜平民的时候,发冲眦裂,寝食全忘,悲愤填膺,中心如焚,当此之时,苟能领率十万精兵,或百架斗机,一战而败暴敌,再战而复失土,其为快慰,岂有伦比?但手无寸柄,坐视摧残,愧怍之念,无时或已,每自叹笔杆儿之远不及枪杆儿,此念萦怀,至今未释,及接作者此信,方知荷起枪杆的武装同志之烦闷,并不下于手执笔杆自恨无用如记者的。然而我仔细一想,这并不是枪杆无用,却是因为醉生梦死的军阀或军阀的走狗为数之多,而忠心耿耿有志为社会民众努力之武装同志如作者之为数太少。故读此信至“在这种焦头烂额的状况中,要想由一个或少数的细胞来恢复体康,是很不容易的”,不禁慨叹,认为症结所在,被作者一语道破。但记者由此所得的结论,却与作者大异。作者因此觉得“意志也一天一天消沉下去”,记者却以为我们的意志更应坚强起来,联络同志,共同奋斗,在黑暗中携手向前迈进,寻出一条光明的大道来。说“难”吗?不难的事人人会干,用不着我们来干,正是因为“难”,所以需要我们来干,所以我们要干。觉同志太少吗?同志果多,我们自甘退后,于民族前途,并无损失,自无关系。正是因为同志之少,所以在一方面我们自己应各竭其心力,不应妄自菲薄,同时还须尽量联络同志,使同志因团结而增加力量。作者说“要想由一个或少数的细胞来恢复体康,是很不容易的”,固属至言,但试问补救之方还是应该由此“少数”特别努力而后才有希望呢?还是连这“少数”都“一天一天消沉下去”而后反有希望呢?分析至此,我们只有各竭心力向前干去,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干到死而不能再干,才撒手,而且还希望其余的同志继续向前迈进。天下事只怕不干,能干便无止境。

  作者既荷起了枪杆,在武装同志中便可尽量引导他们向光明的路上跑,不必灰心:倘有人利用武装同志作私人争权夺利的工具,便应竭力阻止;如阻止无效而后绝对的不干,俟机再起,未尝不是一种办法。这是要依实际情形,各人能力,临机应变的措置。在问题未发生前,记者主张能干即干,可干即干,不必多所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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