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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不住的苦闷


  (上略)

  韬奋先生对于我的《我们需要一条出路》那封信,已经有了回答,并且已经看过了。韬奋先生的热心是很可感激的,在这个苦闷的年头儿,青年们能够得到一点同情已经不易了,何况韬奋先生热忱地指导我们那么许多?他对于我们的贡献实在不少了,我们更有何求!韬奋先生的答复,我大致是满意的;他的意见可分两点,第一是修养问题,他说革命的力量有待于准备,也就有需乎修养,这一点最使我满意。在从前我以为一个积极的人是没有顾忌的,等到他闭门养晦,从事修养,已经入于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了。所以我一向以为“修养”是个人主义的专利品,也惟有个人主义才配谈修养,换一句话,便是把“修养”消极化了。我很感谢韬奋先生告诉我革命也需要修养。其实我的陷于错误也难怪的,在这个充满着黑暗和矛盾的社会里,革命者无暇顾及自身的修养,而因为一般人类是太自私自利,寡廉鲜耻了,所以社会上遇到很少有一两位独善其身的人,也就有“际此末世不可多得”之感,无形中使我钦慕那些砥节励行律己以严待人以诚的人,虽然我自己连这一层也没有做到。

  韬奋先生的第二点意见,说到我们要找寻出路,他告诉我们青年的出路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出路,他劝我们从事积极的准备,为大众的福利而研究,而努力,同时对于现实即不得不予以深切的注意。这些话我完全同意,可是我们准备到那一天为止呢?照中国目前的混乱看来,未来的转变是一个有希望的充满革命意识的变动,还是一种混乱的辗转屠杀,使中华民族入于万劫不复的厄运,殊不可必这真是使我们展顾前途而感到无限焦灼的事。同时,在这准备期间,我们虽有心准备,其如环境不予我们以准备的余裕和机会何?我们以大众福利为目的而研究,而努力,而注意,但在在都是障碍,危险。况且我们在准备期内不能闭了眼睛,聋了耳朵,对于四周的一切不感到刺激,有刺激便不免痛苦,因痛苦而复陷于苦闷,我们不是偶像的崇拜者,也不能迷信前程,我们忍受不住准备期间的苦闷。(下略)

  星 翁

  按:这是星翁先生写给本社同事寒松先生的一封信。寒松因事请假三星期回乡去了,他临走的时候,把这封信留下给我看,我觉得这封信里所提及的“忍受不住准备期间的苦闷”,倒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大多数有志青年所感到的一种异常苦痛的问题,所以要乘此机会把这封信公开发表,并略附管见,以供研究。

  我们为什么感觉到苦闷?不外乎不满意于现状;不满意于现状,即是要改造现状,可见“苦闷”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崩溃的预兆,也可见“苦闷”是催促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倘若没有人觉得苦闷,便是人人都觉得满意,那末现状便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域,用不着我们再有什么努力了。但是“苦闷”之所以能推进新时代的车轮,其枢机在乎我们一面感觉苦闷,一面仍在继续不断的努力;倘若苦闷至于妨碍工作的进行,那末“苦闷”反为进步的障碍了。到了这样的状况,意志薄弱的人大概只有两条路走——至少依这种人自己看来——一条是自杀的路,一条是同流合污的路。想走第一条路的人,是感觉到天下滔滔,惟我独醒,一人之力既无挽狂澜于既倒之可能,世界如此龌龊,不如死去,一瞑不视,来得干干净净,甚至视此为有勇气的行为,觉得敢死就是勇气!至于为着什么死,死得有无价值,都在糊里糊涂中不愿加以考量,或不知加以考量。自暴自弃的走入第二条路的人,是感觉到一人的力量既属有限,所谓大厦非一柱所能支撑,何必自苦,不如得乐且乐,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度此残生罢了。就普通观念看来,也许有人觉得第一条路比第二条路来得清高,其实这两条都是堕落的路,从社会的立场看来,都是社会的罪人,都是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做出发点的流毒!因为走第一条路的人的牺牲,不是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有所牺牲,实为着他自己想一了百了,实为他自己懒惰,怕奋斗或不愿奋斗而牺牲,这完全是从个人方面着想的。走第二条路的人,那是实行个人的享乐主义,显然的是在那里开倒车,更不消说了。

  能知道苦闷的人,当然是在社会中比较有觉悟的分子,以比较有觉悟的分子——有革命意识的分子——徒以受了从个人做出发点的人生观的流毒,自杀的自杀,腐化的腐化,无意中减少社会向前推进的力量,这是何等痛心的现象!要免除这种歧途而保持继续向前努力的勇气,最重要的是要把个人和社会看清楚,要明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换句话说,要铲除从个人作出发点的人生观,确立从社会作出发点的人生观。

  我们要知道社会是动的,是向前进的,必须适合大众需要的新时代是必要到来的,我们的努力不过能加快它的速率,提早实现的时期,并不能凭空造出乌托邦来。社会才有力量,个人自己本来没有什么力量,能看准社会的潮流而向着正确的方向努力,然后个人才能发生力量;但是这种努力决不是从个人作出发点,却是从社会作出发点;而社会制度的改革又每恃乎比较长期的斗争,此“期”的“长”度究竟如何长,这是和努力者的工作和数量成正比例的。我们只须不违反社会大势向前进的正确方向,做此长期斗争中之一战斗员,便尽可尽我力量努力做去,无所用其失望,亦无所用其躁急。有我理想中的集团可得参加,力量自然更大,倘一时未有机会参加,也未尝不可暂在自己工作上努力。我是做教员吗?我便要把正确的思想灌输给儿童青年,决不把反革命开倒车的思想来毒害他们。我是做报馆主笔吗?我便要把正确的思想提出和读者商榷,决不作反革命开倒车者的代言人。我总尽我的力量干去就是了。只要方向看得对,我努力一分,必有一分效果,也许是一时看不见的效果。就是世界上的革命家,他们也不过看准社会前进的路线,联合同志往前走,而且即不知终身能否一定走得到而还是要向前走着。我们只要走的路对,万一未走到而先不由自主的送进了棺材——决非自杀——那也不在乎,横竖大队人马组成的社会还仍在那里向前进。我自问只要未曾做过它的前进的障碍物,并且还尽我所能在催促前进的工作上不无尽其力之所能及的贡献,那就是半途不幸送进了棺材,也可含笑瞑目了。像上面所说的走第一条和第二条路的人,他们拆烂污的程度也许略有差异,而都是把个人看得重看得大,把社会看得轻看得小,死的生的都不但不在催促新时代实现上有所努力,而且都做了社会前进的障碍物,做了社会的罪人!

  根据上面的讨论,对于星翁先生所提出的“怎样解除准备期间的苦闷”一问题,也许可以得到相当的答案,那就是:既经明白我们既不能以个人的力量演回乾转坤的魔术,好像个人的英雄主义的幻梦,那就除了看准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随时随地抓住机会朝准这个方向作尽量的努力外,关于时间的久暂(即何时能达到所希望的境域),不必问,问亦无益(因为非个人的力量所能预定),这样便不致因苦闷而妨碍工作的进行了。(苦闷的解除须俟达到所希望的境域的时候,此时但求其不致妨碍工作的进行而已。)

  乌烟瘴气的现状,凡是略有思想的人,没有不感到苦闷的;但是这种苦闷既非为个人的前途着急,乃是为社会的前途展望,便只能愈益鼓励我们的向前努力,看准方向,尽我们的力量干去。正是因为不能忍受,所以要干——无论是准备的干或是实际的干,这是要依各人的能力和环境而定——如能忍受,也就不必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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