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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敌救亡与军阀末路


  先生来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以后,南方读者对于先生和《生活日报》,无不热诚盼望,知道先生必能以正言谠论,为南中国民众指示正确的道路。《生活日报》出版以后,广州方面,销行甚广,我们中大同学,尤十分爱读。从《生活日报》所载文字,我们知道先生等最近努力目标,无非在于唤醒民众,抗敌救亡。但是我们却有一个意见:我们以为抗敌应有真抗敌与假抗敌之分,真抗敌固然应该由全国民众,一致拥护,而假抗敌则不可不根据事实,加以揭破。不然,真伪不分,是非不明,虽天天喊着抗敌,而抗敌仍不会有实现之一日。贵报出版,适值西南当局通电出兵抗日。当时西南民众,对于陈李白所谓出兵抗日,是否具有诚意,原已十分怀疑。后来请愿中央抗日的通电发出了。广州市上抗日的标语也贴满了。东校场的市民示威大会也开过了。但是在西南当局辖境内,仍旧看不见有真正的抗敌举动。民众运动始终不曾开放。各校学生因从事实际的救亡工作而被捕失踪的,仍日有所闻。学生提议抵制仇货,为总部所拒绝。当局最初想请上海文化界抗日领袖,到广州来替西南政府捧场,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要在西南设立分会,却未得许可。甚至陶行知先生来广州各校讲演国难教育,也被当局下令禁止。更有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六月十三日的广州市民抗日大示威,号称参加者十万人,实际上却是由当局每人三毛钱的代价,收买街上失业贫民及乞丐来凑热闹。而对于救亡运动最热烈的学生,反因忿恨当局欺骗民众,拒不参加。

  所以就当地民众的感觉,西南当局所谓抗日,完全是欺骗的。他们不过要利用抗日名义,来维持军阀割据的局面,使中央不能消灭他们,可惜关于这一点,贵报出版以来,并没有在言论中间,加以揭破。但是贵报始终并没有替西南当局鼓吹,或者就是为了不满意西南当局的缘故罢。

  现在陈济棠因部属瓦解而下野了,广西李白也势难久持。陈济棠在粤主政七年,横征暴敛,屠杀青年,这次下台,粤人无不称快。军阀末路,咎由自取,诚不足惜。但陈济棠这次标榜抗日,原想借此保全残局,却反自召败亡。影响所及,恐从此大家将视抗日为畏途,以后再没有一个军人,敢于号召抗日,这是中国救亡前途的一大损失。这是不是十分可惜的呢?贵报本日社论说陈济棠之失败,非失败于抗日,而失败于不抗日,可谓一针见血。但一般人对于此层,还不能十分明白,往往把陈济棠的失败,归咎于号召抗日。所以我们希望贵报对于此点,再有详细的解释,使大家不至因此灰心,而怕谈抗日,先生当亦为以然。(下略)

  (司徒彦文启,七月二十日。广州。)

  本报系于六月七日创刊,恰巧在西南当局发表抗日冬电之后,因此本报出版一开始,就集中注意于西南事变。这次西南事变中,本报始终采取乐观态度,根据救亡联合阵线的立场说话。我们只希望中央和西南实行抗敌救亡,反对一切内战,对于双方都不存丝毫成见。但是因此有一部分读者,对于本报却发生两种相反的意见。有些读者急于盼望抗敌战争的实现,以为西南既已通电出兵抗日,本报应该表示极端拥护,对于本报论调冷漠,颇为不解。另有一部分读者,则又像司徒先生所说的,怀疑本报为什么不公然揭破西南当局的抗日欺骗。其实这两方面的读者,都没有充分理解本报的态度。现在好在西南事件快近结束,我们不妨作一个详细的探讨,说明本报的真正态度,以答复司徒先生以及一切关心本报言论的读者诸友。

  (一)这次西南事件从发表冬电起,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前后经过作详细检查以后,可以断定西南当局并没有抗敌的真诚。本报六月八日的社论已经说过:要试验抗敌救国是真是伪,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一是绝对不妥协。做到了这两个条件,就是真的,不做到这两个条件就是假的。西南当局直到最后始终没有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司徒先生信中所述官方包办示威大会,以及逮捕抗日青年学生等,据我们的调查,完全是确实的事实。此外西南当局既标榜抗日,但在两广境内,仍与敌人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甚至连缉私抵货都没有彻底去做。这又证明西南当局一面高唱抗敌,一面仍与敌人妥协。所以我们不必再研究别的,单就这两个条件来说,已足够证明西南抗日是假的了。

  (二)事后检查既然知道西南抗日是假的,那末在西南运动未失败以前,本报为什么不明白揭破?是不是本报故意替西南当局隐讳呢?不,本报并不想替西南当局隐讳。本报创刊后一个半月以来,在社论和新闻中屡次提示真正抗日,必须从开放民众运动入手,而且始终反对以抗日的名义进行内战。这已经是从原则上揭破西南当局的虚伪了。此外本报虽然接到官方包办民众运动之类的消息,但在发表的时候,却非常审慎。这是本报忠厚待人之道。因为在目前中国,汉奸民贼,滔滔者皆是。全国实力派领袖只要能够公开宣布抗日,即使口惠而实不至,至少总比不抵抗丧失国土要高一筹。而且我们虽然明知西南当局抗日,并非出于真诚,但我们却天天盼望西南当局因舆论的督促,民众的要求,一旦由假抗日一变而为真抗日。我们登载西南抗敌消息,所以不愿吹毛求疵,就因为我们始终站在抗敌救国立场,对于西南当局希望过高的缘故。到后来西南当局依然不知觉悟,使我们完全失望,这是我们为了民族解放前途,所不胜痛心的。

  (三)西南抗日既然是假的,那么西南运动的失败,自然是失败于假抗日,而非失败于抗日。对于陈济棠的颠覆,有的人以为是陈氏轻举妄动,空谈抗敌的缘故,有的人以为是中央绥靖政策的效果。我们以为都不对。我们以为陈济棠的下野,完全是民众的胜利。换句话说,是靠了广东民众的力量,才把陈济棠推翻了。陈济棠治粤七年,除了搜括剥削,屠杀民众以外,没有一件政绩能使民众满意。到了最后,日暮途穷,无路可走,因见民众有抗敌的要求,于是设起一个抗敌的骗局,想借此保全军阀地盘。谁知民众是欺瞒不过的。欺骗民众的结果,只是自取败亡而已。要不是民众反对,部下决不会纷纷离贰。部下不离贰,陈济棠何至崩溃如此迅速。所以我们认为陈济棠的失败,是民众的胜利,假如我们不能得到这一个教训,而认陈济棠的失败,是中央绥靖政策的效果,或者是标榜抗日之所致,那就是白白错过这一次经验了。

  (四)向来中国军阀从事内战,一定要假借一个名义,如护宪,护法,护党之类。这次西南出兵,却用了对外抗敌的名义,这是一极可注意之点。因为这一事实,证明了抗敌救国,已成为中国民众共同有力的要求,当局即使无抗日决心,也不能完全置民意而不顾,甚至一个军阀到了末路,也不得不利用抗敌这一个名义,来进行内战。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影响的浩大与要求的强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因此司徒先生以为西南假抗日失败以后,会使大家视抗日为畏途,我们以为这一层倒不必过虑。因为这一次事变,充分表明了民众所要求的是真抗日,而不是假抗日。假抗日不仅不能挽回军阀末路,而且反足以自取败亡。经过了这一次试验以后,国内实力派应该大都有了警觉:惟有真正实行抗敌救亡,才能保全领袖地位,不然就不免做陈济棠第二。全国实力派要是都有这个感觉,全国一致的对外抗战,就不难立刻发动。所以这次西南运动的失败,不仅不会损害抗敌救亡运动的展开,而且也许竟是民族解放战争具体化的开端,也未可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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