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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世界上最富城市的解剖(2)


  据说这黑区的房屋有一半是没有浴室的,还有一半虽有浴盆,却非经修理不能用,而房东却永远无意修理。他们很聪明,知道黑人除了住在黑区,搬不到什么别的地方去,而黑区的房屋却是“一丘之貉”,没有什么分别的。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的黑人,付最贵的租金,住最坏的房子。黑人既住在最不卫生的最拥挤的区域里,死亡率当然要特别的高,试以肺痨病为例,在哈尔冷姆黑人的死亡率就约等于五倍于白人的死亡率。因贫穷的缘故,黑女卖淫的遍地都是,黑人患梅毒的竟九倍于白人的数量!

  我们常听说纽约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一个大城市,谁料得到在这“文明”的大城市里有着这样一个“人间地狱”!

  但是这个“人间地狱”,在纽约可以买到的一本《纽约的完备指南》(“Complete Guide to New York”)里面,却把它列为“有趣的地点”(“Points of Interst”)之一!

  在这本《指南》上陪着哈尔冷姆一同列入“有趣的地点”,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便是在纽约的唐人街——中国人聚居的一个区域。我到纽约不久,即特为到这“有趣的地点”去看看。原来只占着两条街道,一条是莫特街(Mott Street),是安良堂的势力范围;一条是皮尔街(Peel Street),是协胜堂的势力范围。(都在第二路贫民窟的南段。)安良堂和协胜堂之所由来,据说最初中国人因穷困已极,不远数万里跋涉到海外来谋生,又因移民律的限制,都是独身而来的,无家可归,工作余暇便赌博嫖妓,往往吵闹打架,便由其中较有势力的一派人(做生意多赚了几个钱的),组织一个安良堂,一面可以藉此剥削会员,一面可以包庇烟赌。后来又有一派人组织协胜堂以谋抵抗,各据一条街,不但包庇烟赌,开烟馆赌场的都须纳费,就是四五十个由中国设法输入的妓女,也受他们的包庇。

  这两条街虽有美国的警察统治着,但金圆帝国要的是金钱,两堂的土劣可和警察勾结着牟利。听说有一个时期,有一位纽约的新市长想取缔唐人街的赌窟,掉换全班警察,但警察很容易用钱买,尤其可笑的是当“取缔”时期内,赌场“掮客”不得不有相当“掩护”的办法,臂下夹着一大叠中国报纸,嘴上用中国话大喊“楼上开摊”,中国字外国人固然看不懂,就是大喊着的中国话,他们也莫名其妙!此外各“堂”的“当局”还能暗中雇用“打手”(当然只用来对付本国“同胞”),树立“土劣”们的威权;打死了人又可利用“堂斗”来大大地“中饱”一下,因为进行“堂斗”以及“进行谈判”等等把戏,都是“堂”的领袖们随意支配费用以入私囊的机会。许多在海外的劳苦侨胞从血汗里赚到的几个钱,竟受着这些“镀金的土劣”多方榨取。受着很大的压迫。

  这唐人街约有五千人,失业的已有百分之三十左右,街道有一点和哈尔冷姆相同的,是常可见到满地散布着垃圾,闲人很多,在两旁人行道上三五成群的闲散着。你可以遇着有些人向你说着广东话,告诉你“楼上开摊”,那便是赌场派在马路上的“掮客”。我遇着一个在这里行医的中国西医某君,他说到他那里看病的侨胞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花柳病。

  据熟悉纽约情形的朋友某君说,有广东的某女子年约二十几岁,颇具姿色,在唐人街做私娼,盛的时候,每月可得数千元,每两年回乡一次买田产,买后再来。不久以前被一个美国流氓绑去,一夜强迫接客七十余人(夜度资当然全归这个流氓),痛苦不堪,有一天从窗口跳下逃去,脚已跌断,幸而后来医好,冤则无处伸,这也算是文明世界的法律保障?我到纽约时,这个妓女还在,本想找她谈谈,问问当地做妓女的详细情形,可惜终于没有工夫去。

  有一小部分侨胞已渐渐地移到哈尔冷姆,因为可避免“堂”的勒索。记者曾在哈尔冷姆看见好几家中国人开的店铺,店口玻璃窗内稀稀地排着一些中国的国货——如中国的罐头食物等,——楼上不是烟馆,便是“开赌”的胜地。妙在中国的文字特别,在店门玻璃窗上尽管大写着中国字:“楼上开皮”,或“宁波床七架”(这句子很奇特,据说是烟榻的意思),美国人就是看了也莫名其妙,“同胞”看了便知“问津”。(警察当然还是勾通的。)在纽约的中国人居然也有一个李某成了百万富豪,但就一般说,中国人总是和他们的贫民“为伍”的。可是中国人只是做做小贩或小商人,并未能真正参加他们的劳工界,这是在美华侨前途发展的一个大障碍。说来话长,以后谈到旧金山更大的唐人街的时候,当更详尽地分析在美华侨的前途。

  我和诸位谈过世界上最富的城市的华尔街,天字第一号的美国富豪,现在又略略解剖了这个最富城市的几个可以特殊注意的区域,诸位想可恍然于资本主义社会代表型的城市的大概了,但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的,那便是美国社会革命运动的推动力,也是以纽约为最紧张。他们的大本营都在东边纽约南段第十三街和第十四街一带。例如他们的机关报《每日工人》,他们的书店工人书店,以及其他机关,都在这些地方。近第十四街的联合方场(Union Square)是他们示威运动的大广场。这种示威运动几于每星期六有。他们的最前进的组织的分子,在纽约的虽然不过几万人,但是同路人和同情者竟因一二年来的飞跃进展而在百万人以上。所以每遇重要示威运动,往往数万人或数十万人,具着满腔热诚来参加。那声势的浩大,好像海倒山崩似的!遇着这种时候,你倘有机会亲到联合方场去看看,便可以知道他们新运动的澎湃汹涌的气概。

  我也常去旁观,觉得他们那样团结的奋发的精神,实令人受到很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和一位美国朋友一同去看看,他认得参加示威运动的一个十四五岁的美国小姑娘,她的父亲是个前进的工人,她自己是一个“先锋队”的队员,对于美国的革命运动当然是十二分的热烈。这位美国朋友顺便把我介绍给她,说“这位是从中国来的新闻记者”。出我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小姑娘听了之后,精神为之一振,很急切而殷勤地问我:“你是从我们的中国(Our China)来的吗?”我听了发怔,因为不懂她为什么这样说。她看见我呆了一下,也许发觉我有些不解,很和爱地笑着说:“我的意思是指我们的×××中国。”我才知道她的意思;那时的我,实充满着兴奋和惭愧的情绪。

  很有趣的是有些资本家遇着重要些的这类示威运动,乘着非常讲究的汽车到联合方场来凑热闹,汽车停在那里,他们就坐在汽车里远远地听着示威运动者在空场上的激烈演说,倾听那些热心革命运动的人们翻箱倒箧地痛骂资本家的种种罪恶!我看这些“面团团腹便便”的人物,外面虽装作镇定的模样,心里也许在那里感到发抖罢!

  尤其使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是那些热心革命的男女青年和壮年对于有关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务的“服务精神”。无论是在每日工人报馆里做编辑,做访员,做女书记;或在工人书店里做职员;或在其他附属机关里做职员,比起其他资本主义性质的机关,薪水尽管少得多,而工作却反而劳苦得多,大家却非常兴奋地干着,都当作自己的事情很认真地不顾辛苦地干着;有的家况好些的,就自愿地完全尽义务。(像我在上面所说的在莫斯科认得的几个美国富豪的子女,就完全尽义务,非常热诚勤奋地替革命运动干着许多劳苦的职务。)就把推广革命的机关报——《每日工人》——来说吧,你在街上可遇到不少男女学生,穿得很体面,却夹着一大堆《每日工人》,夹在报贩里兜售着。这都是在校课余暇,自愿替前进的组织尽义务的。我在美国最被这种精神所感动,所亲见的事例很多,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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