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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与同情之于文艺


  假使肚子从来没尝过饿的滋味,对几百万灾民不会有多大同情的。这自晋惠帝以来,已经如此了。所谓同病相怜者,正因为了解真才同情切,不是?

  但同情有时不必尽生于了解,老牛之舔犊,慈母对于爱子是。了解后也不一定就起同情,路人之于司马昭,世界之于日本是。

  在受者方面,要求了解时不一定要求同情;可是要求同情时,一定得先要求了解。据说有一次几位美国人到俄国,大概是旅行团之类吧,他们要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要求只见面不说话。可是旅行团中的一位女士,见面就说:“我真喜欢你写的那本……呃呃……叫什么名字来?”托尔斯泰冷冷地道:“Dead Souls?”那位女士喜得拍手道:“不错,不错,就是它,那本书写得可真好!”托尔斯泰还是冷冷地道:“那是果戈理写的。”是呀,这不了解的同情,真比不同情还难受。

  在施者方面呢?不了解当然说不到同情,可是不同情,那就最需要了解。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太公虽不同情而能了解。但义人之死于左右者,古今来又有多少!

  闲话撇开,其于文艺又如何?这可分批评与创作两方面说。我们对于批评文艺的人,要求先了解这件作品,不算过分的要求吧?了解而不同情,这是平常的事。不同情就骂,这只能算情感的发泄,不能算文艺批评。不同情也许是因为主张不同,也许是题目不对胃,也许是技术不同调。主张的不同那是党争,不是文艺。题目不对胃,那是嗜好,也不是文艺。惟有技术不同,则在文艺上可有讨论,因讨论而不免批评,因批评而促成文艺的自觉。自觉是一切事物进步的必具性。在自觉中它才会自动地选择与淘汰,刻苦的训练与鞭策。不经选择与淘汰,则文艺只是荒园;不经训练与鞭策,则文艺犹是野马。也许会有人以为文艺的自觉,结果必弄成文辞的修美与气力的衰弱,但那也只是推测之言,大的文艺运动与作品,都是自觉后的努力。况且在今日一切自觉的世界中,文艺虽欲梦梦,其又何能?然则文艺之对于批评,勿宁是需要,将拜而受之矣。

  但真正的批评,并不是谩骂,谩骂只有为了党争;也必不是为了发脾气;发脾气只有为了口胃不对;也更不是恭维,恭维又只是不了解的同情。批评是微美地指出其长处,微惜地指出其短处。尤其是指人短处,是需要个态度。古人说,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惜之,这是最高的批评态度了。

  总之,文艺之最需要的是了解;最不需要的是不了解的同情;最怕的是生于不同情的先天的误解;最难得的是了解后发生的同情。但那是海内存知己,可遇而不可救的了。

  至于创作,那问题的视角便有不同。创作的人,对于他所描写的人物,不独需要了解,更需要的是同情。这并不是说作者必得同情于恶,只是说作者必得设身处地,了解其恶中也有可以原谅的地方;也正与对于善,必得烛深洞微,照见其善中也有卑陋的虚伪。不然,便是为善善而恶恶的情感所蒙蔽,张大本来的真实,而流于古典派的两种人物:一种是天神,一种是魔鬼。这两种又都不是人。

  所谓行为,绝不是表面的。凡是不平常的行为,尤其关于恶,必有一番内心的挣扎,所谓善恶,只不过加减后的余数。在道德与法律上讲,这善恶的余数——行为,可以作为好恶与赏罚的标准。而在文艺,是绝对不够,因为它要的是人生的真实,并不是好恶与赏罚。

  人生的真实,决不全在乎表面的行为,如行为前夕的挣扎,行为中间的低徊,行为过后的悔恨,都不是表面的,而又都是事实,把这些与表面的行为加起来,那总和才是人生的真实。文艺可贵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它较近于真实一些。而其探求这真实,必需的工具是同情,因为同情才能深入其境,才能感觉得深切,才能了解得周遍。

  了解是创作的发动机,同情又是了解的远征队。

  文艺的田园久旱了,它缺乏园丁的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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