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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作作风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专员联席会上的讲话提纲(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应该说我们政权机关的作风是赛过任何时代的。

  前清时衙门口树着一块牌,一边写着“清慎勤”;一边写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无论那一个同志都可对此无愧。而且还加上吃苦耐劳,群众观点,做人民勤务员等。我们得到人民拥护,成为民主政权的模范在此,这一点要足够估计到。但是我们还有坏的一面,没料到的一面。不要忽视这一面说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千里之堤溃于蚁穴”(1),不改正,大则坏事,亦劳而无功。

  是歪风就得整,就得快整。不怕难整怕没有去着手整。整的过程中会碰到困难,就会发现很多问题。碰到困难,把它克服;发现问题,加以分析,那个要整,那个不要整,那些整清楚了,那些没有整清楚。先要从领导机关整起,去年参议会关于政府报告决议上说:“……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不仅下级干部中存在,而且领导机关也存在着的。所以特别需要警惕。”从领导机关着手,一是以身作则,二是取得经验。

  下边提出几个问题。我个人想的,不是包括一切,仅供大家参考。

  开窗子透空气

  领导比如边区政府各厅处院长间、厅处院长与科长科员间,这一个天天碰到的,应该是最亲密的团结。应做到互相了解,无所不谈。能互相了解,才能无所不谈。谈错了没有关系。争论也不会脸红。彼此间就会发生交情,有兴味。彼此间的帮助也会更多。有些问题本来见解不一致,因为无所不谈,一谈,忽然一下碰通了。专门谈,常说不通。偶在别的地方一转,大家都豁然贯通。所以无所不谈,能使不一致的归于一致。另方面谈的中间互有补充,有进步。今天修改一下,明天又修改一下,彼此之间都有进步,把缺点去掉,长处发挥。

  毛主席提倡谈心,谈心者谈心里的话也。谈心一名扯谈,又叫拉话。从这扯到那,从无拉到有,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学习。一年360天,300天做工作,拿60天的时间扯谈,总不算费时。

  彼此接近态度要自然,不要感到形式,要谦虚,不要有痕迹。东扯西拉,有的话有意义,有的话无意义。从流通空气上说应是清风徐来,不是狂风卷起。昨天报上艾思奇同志讲到鲁迅说豪猪的文章,说它们虽是一群,而因为身上有硬毛互相刺的痛,晚上睡觉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能亲密靠紧。鲁迅先生这个讽刺,革命者应以为戒。

  还有,团结要互相照顾情绪,要彼此了解。这样的工作不容易做好。但只要注意,定可以做好。这个工作两方面的,但主要的负责人是领导者。不管是那一级的领导者。要承认如果在我们领导集团不十分亲密,甚至还有隔阂的话,那么要办好事是很困难的。我们要团结各阶层千千万万的人,应先从切近的团结做起。这个机关和那一个机关,这一级机关和那一级机关,比如边区政府同各专署、各县不能每天在一起,但同样要相互关照,无所不说。上边要听,下边要讲,听是启发讲的。如果下边提意见,上边不看,如石沉大海,那下边也就会懒得提了。同样上边讲的,下边也要研究,不可只依样画葫芦。结果不只没有新的意见帮助上边,你的“刺”是甚么东西也不懂得。

  上下级有意见,可用私人书信来往,用商量态度。公文来往,是不易彼此通达空气的。

  政府对于人民的话要问、要听。一句古语:“询于刍荛”(2),为甚要问他们?因为拦牛羊种地的人是实际生活的体验者,他们口里有很正确的东西。又有一句古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3),我们施政纲领也说:“人民有用无论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的权利”。如果不准人民说,但人民仍是要说,政府错了得不到改正,可是人民是不允许你久错的。

  有两句值得考虑的话:“说怪话”。一种是毫无根据的怪话;一种是因为刺了你的心才说它是怪的。后一种不算怪话,应该欢迎;就是前一种,即使毫无根据,那“见怪不怪,其怪自绝”。又何必大惊小怪起来。又一个“说服”:先确定“我对你不对”的说服法,不见得很妥。不是先就肯定的说他的不对,这就不好,人家就不听,就应该分析一下,人家不对在甚么地方?是百分之百的不对?抑还有百分之一二对?纠正他不对的,指出他的对的。这样才能说服人。对于老百姓,更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不然他觉得你难说话,也就不愿听你的话。

  开窗子透空气的方法很多,不搞好这一条,工作难做好,所以把它放到第一条。

  开机器——想

  毛主席讲人的特征在能想。干部的任务第一个是打主意。打主意就要想。大干部,大想;小干部,小想。不会想的人绝不能去领导工作,也不会做好工作。

  不是没有好办法,而是没想出来好办法。

  第一,想要能松宽一点,不为片面、成见或一时的现象和趋势所拘。读书研究理论,为的是学得些知识和方法,一到做事时须把书本丢开。如果拿书本去套现实,那就会成为教条而不是指南了。又如从实际出发完全是对的,出发到哪里去?到理论去,再从理论又回到实际来,回到的实际,当已不是原封不动的出发的实际。还有,遇到问题,要从它直的发展上——过去、现在、未来;横的连系上——正面、侧面、近的、远的都想一想。这就不会拘限在小的圈子里。

  第二,想要抓住基本的要紧的东西想,样样都去想不可能。因为你只有一个脑子。能寻出一个问题的一般的与特殊的规律,就是大成功。一个问题想通了,别的问题也就容易搞。东搞一下,西搞一下,甚么都知道甚么都不知道,这是最笨的工作方式。

  第三,想问题不要怕碰钉子,钉子常是想的引路者。不碰钉子是没有的事,看你是否在钉子面前屈服,不肯屈服就得想。这方法错了,另找一方法;这方面错了,走另一方面。所谓“吃一亏长一智”。

  第四,来自某方面或某人,不去想,就从了,叫盲从;来自某方面或某人,不去想,就不从,叫盲不从。“真理总有限度”,对的中常且有不对的,不去想而盲从,不止不会运用且不免出岔子。到处都有真理,盲不从又不免失去真理,即或是仅有百分之几的真理。

  还有,自以为是,拒绝再想。是,没经实际证明,不会是绝对的是。就是证明了的,也常有今天实际证明是对,明天实际又证明有某些不对。

  还有,不置可否。为慎重起见,不轻表示意见是好的。但如是看风不肯用心去探索其所以然与所以不然,这也是不好的。

  第五,想是集体的,不是那一个人脑子能想得完全。而是毛主席讲“我就想不出什么东西,我搞出来的东西都是大家同志们想的,我只是把它集合整理一下”,这话虽是谦虚,但也实是如此。政权里的同志,如只靠一个人想,而不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整理各方面的意见,一定想不出好办法。有句老话:“智者千虑有一失,愚者千虑有一得”;又说:“集思广益”。伟大的指导者,在于也实际上能把大家想的意见加以系统化弄出来,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去的时候加一点工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只自己想,而且要启发人家和人家一道想,并善于吸收人家所想的。

  第六,应有系统的想。工作总是发展的向前进的。要走曲路,走曲路是为前进。重复路虽难完全避免,但不应走太多。昨天以为是的,今天以为非,今天以为非的也许明天又以为是。但明天之是决不应是昨天之是,而是向前进了一步的是。从原来的地方又走到原来的地方,某些工作上我们曾有过,尤其在某些具体工作上。既要回到“原来”为何要改变原来?这种不会想的毛病,务须避免。

  脑子越用越灵。想,似乎是耽误时间;想通了,解决了问题,在时间上又很合算。想上受到波折是必经之路,正确的思想方法要在运用中才能得到。世界上的事没有难做的,一想总会搞通。也没有易做的,越想会就感到不足,所以“虽圣人有所不能之”。

  从正确的方针到正确的具体实施,中间的过程还相当的远和复杂。会想的人不只脑子经了训练,还须具备相当丰富的经验与知识。摆在我们面前不知有多少问题,须要我们去总结经验,抽出规律以供给各解放区乃至全国的参考,同时指出现在前进的道路。不想不行,不想不能前进一步。

  要时间

  谈心也好,想也好,没有时间怎么办?不仅要有时间而且要闲一点。而我们总是忙得开不了交,脑子静不下来。先把时间分配一下,每天10个钟头,5个钟头办公,另外5个钟头:学习、拉话、想、谈问题。自然,领导较少的,拉话想的可以减少。怎样使得不太忙?一、把一时不易办好又无力办好的事丢下,要糟就让他糟,反正天一下子塌不下。要人推着事走,不要事推着人走。二、指示别人做。领导搞下计划,分给下面干部去做。不要样样自己下手。偶然自己动手,为的取得经验,指导别人。不敢放手给人做,事事揽在自己手里,“上忙下闲”事务主义,“狗咬老鼠,劳而无功”,这种现象应该停止了。三、要懂得领导与代替的区别,领导与干涉的区别。代替下级,两不讨便宜;干涉下级不能锻炼干部,自然,某种必要的干涉,还是需要。四、“中央军税多,八路军会多”,“开会就是工作”,“生活就是开会”。从边区政府直至区乡,一天一个会的人是常事,有的一天几个会。似乎都重要,减不了。要求开会要有很好准备,缩短开会时间,不要拉拉扯扯一开就一天。其次,可以不必参加的人,不一定要他参加。

  忙,不一定是事多,而是今天办这样事,明天仍是这样事,今天办这件事,明天遇到这件又重新搞一道,所谓“日计有余,月计不足”。多想,多拉话,为的把事一次办妥,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4)。

  要有办公时间和办公制度,私人住室很不好。要有休息时间,办公时间硬办公,过了时间就休息。星期日要休息,轮一人值日就够。人是血肉做的,不能不分昼夜地熬。何况我们并不是事多得很,腾不出时间。

  不能腾出时间以闲对付忙,以静对付动,很难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学和教

  对党负责,对群众负责复杂:第一件事是培养自己和培养别人,时时准备能担负更多的更大的工作。从首长到杂务人员都应该是这样。对于人家我们就该准备我领导的人,要他随时可来代替我,一个伙夫班长调管理科了,伙夫中马上有一个接任班长,一个厅长如果有事要走,马上找得出能当厅长的科长来,这就是对工作负责的。我们怎样培养人才?1、不要随便调动,使他久于其事,久做自熟了。2、放手把事情给他去作。让他碰钉子,不要泼冷水。3、帮助他总结经验,指导他怎样求进步,有进步才有兴趣。4、指导他应有的学习。5、顾计到他的情绪,不要扰乱他的工作。生产任务、动员等不必平均分派。总之,用一个干部不仅完成了分配的工作就够了,而要他在工作中有进步,将来他可以负担较大的工作,这是革命发展的需要。

  现在提到学习,就说进学校。进学校当然好,但若说工作中不可学习,学不好,这也未必有理。中央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说得很清楚,政治理论业务文化都可以学,配合实际来学,也许进步还可以快。我们不只教他人还得教自己,能当人家的学生,才能当人家的先生。要对任何人学,有大计划的学;在工作中学,因为工作而须补习某种业务的理论与技术。

  如果作了若干年政权工作,培养不出自己的接替人和助手,只伸出手向上级要干部,上级又向谁要呢?干部调剂是必需的,但是要在工作中培养出来。

  如果自己做了若干年的政权工作,却没有更大的把握,去作更大的工作,这在自己也是可羞的。时局发展,干部供不应求,对干部能力的要求也更大。我们要做这个准备。

  越是上级越是老资格,越是能力强的干部,他培养人家培养自己的责任就越重。越老资格,越有能力,就越能培养成为负大责任的人。越老资格,越有能力,他也越能培养人家。

  边做边像,越做越能

  要有为群众为革命服务的观点,但不是先已有了坚强的观点才来做事,观点是从工作过程中练好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事务主义谁都讨厌它,但必须在实际考验上才能逐渐把它丢掉。责任观念、工作方法也是同样,事做好了,尽了责,就更感到负责的愉快;某样做不好,某样做好,某样做更好,方法乃就更能“得心应手”。

  作风,我们谈得多了,谁都感到某些不好作风的苦痛与损失,要改;但是,扭转作风的经验并不多。主义、观点、认识似还不错,但怎样使坏的从本身离开,好的和本身结合,却很难说出。“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5),一切在亲自动手,一切在亲自动手中学。今天不满足昨天,明天不满足今天。

  了解实际情况。

  这是检讨中谈得最多的问题。彻底的普遍的了解很难,一般的局部的了解并不难。

  怎么办?

  1、听一听。任何地方发出的呼声,不要装聋子,不要存成见,把它分析一下,推类一下。2、谈一谈。来了人谈一谈,碰着人谈一谈,彼此间谈一谈。3、看一看。来的报告、书信看一看;关于报纸、杂志,关于我们所了解的东西看一看。4、走一走。农村中、市场上、各机关里有机会走一走,看有何具体东西。

  派人下乡调查,人回来了,谈都没有谈一下,自己天天要下乡去调查,人家来的报告却不看,这是个矛盾。不是没有东西供给我了解,而是我没有去了解。听了、谈了、看了、走了未必就有所得,那还要研究分析。把现在听的谈的看的与原有的各方面的材料对照一下,加以研究。判断它的真实性有多大?是局部的还是全部的?然后分析其所以然,得出对付的办法。自然,还不能肯定它好,它是好的是推理上的好,不是事实上的好,真正好与否还待实行来证明。

  不少这样的事,自以为合乎实际了而实不实际,证据就是定的办法走不通。原因是某种实际被掩藏着,一时看不出来;或者只看到实际的一个方面,没有和各个方面联系看,因而没抓住真相;或者实际本明白摆在面前,而因为自己的思想方法错误与知识缺乏,看不出来。所以除听、看、谈、走以外,要加上想一想。

  谁也不能说我已了解实际,因为实际实在是太多太广。但谁也不能说不能了解实际,因为你并不处在实际的圈子外而是处在圈子中。就在你面前了解起,不要等着下乡(能下乡固然好);从今天了解起,不要等到明天。

  主动不是事来逼人,而是人去找事;不是应付过去,而是彻底解决。

  惠中权(6)同志说,近来专搞水利问题,种棉花问题,过去找出了的规律,现又得了些补充。他有计划地派干部去调查,干部回来有劲了;有条理地写信问下级,下级不能马虎答复了。这就是主动地处理问题。一个问题处理好,再来第二个。处理好了的问题,以后有新的发现,加以修正,而不要一遇到又重来。

  条理性。办公室有条理:文件种类,已办未办,一找就得。读书有条理:某书在何处,有签;某事在某页,有札记。做事有条理:今天做这,明天做那。研究问题有条理:我搞这门工作,关于这门的历史材料,现在材料,此地材料,外地材料就应时时关心,有联系,有分析。初做有小得,久做必大得。如果起草同志,今天把昨天起的草忘记了,至于自相矛盾;司法的同志,问了若干年案子,举不出一个判例,临时找些人去翻卷;下面做假报告,或抄上年旧报告,自己不坦白,上面却从未发现。这是何等的无条理?这种现象应该停止了。

  时间性。今天该办的事就应该今天办完。不只怕积下办不了,而且不及时,常常失去作用。

  需要与自愿。

  需要常常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只是人民觉悟程度的问题。这里要的,那里不要,明天宜的,今天不宜。

  一切要问人民:有的要说服人民——不做落后的尾巴;有的要被人民说服——因为干部了解的常比人民少。被说服较难:自以为是,不听人说;盛气凌人,人不敢说。

  具体工作不要由上面摊下去。欲为人民谋利反成了人民的负担,应该上面只作原则指导而发动下面自动地干,反映经验到上面来。不要忙,“欲速则不达”(如合作社)。

  问人民是民主作风,尤是民主制度。前者虚心听取人民的意见,后者人民有决定的权。人民找干部算帐、“洗澡”,由于没法子出气,向合作社算帐的,不是社员而是政府,谁在合作?都由缺乏民主制度所致。

  真的人民自愿了(为他好没有不愿之理),自己动手了,必有意想不到的成绩,政府站在帮助地位,省事得多,古所谓“事半而功倍”。

  建立法制遵守法制。

  方针(如施政纲领)有了,执行方针的具体法制,搞得颇少。新的法制,应该是根据方针,根据实际,参考历史(中国的外国的)不易搞但不是不能搞。我们也搞了一些法制,有的比较是经过研究的,可以运用,但有的则搞得颇粗糙。这表示我们有经验,欠总结。找着了一些规律,欠明确。因而不能很成熟地反映到明确的制度上来。

  有了法制就得遵守。比如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累进税率等条例对生产者贫者的利益有照顾,对剥削者富者的利益有限制也有照顾。不及条例不对,超过条例也不对。还有禁令,不论暂时的或永久的,一经颁布就得执行。

  首先制定法令的政府系统,先要有守法观念。法是强制的,不许不执行。执行过程,虽也许有曲折,如姑念初犯,姑念无知,姑念事出有因,但这回饶了,下次不许。如果制法机关因碰到障碍(不是法不好亦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自己也动摇起来,那就危险!

  其次,公家人、部队机关必是遵守法令的模范,否则“州官可以放火”那能去“干涉老百姓点灯”?

  检查与奖惩。“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历来治国的常规,我们不能例外。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封建政权甚至资产阶级政权中作事的人,常常是这个政权中的被统治者,统治者对他们诱之以利,惧之以刑,使其有效地为他服务。我们政权里的工作者,是为自己的政权服务,服务得不好,多数是由于无知而不是不愿做好。对付敌人是一个态度,对付自己同伴者应是另外一个态度,这是我们与旧政权的社会基础的不同。因此我们对干部鼓励应多于责备,教育应多于处罚。在干部中自我批评应多于批评。这两年以来,这样一些事实:拥政爱民运动、拥军优抗运动、坦白大会(不是抢救运动中的坦白大会)、劳动英雄模范工作大会、区乡干部冬训,收到空前的成绩,收到从来单纯奖惩所收不到的成绩。法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反对滥奖,也反对不惩。确有成绩未及时表扬,赏过其功,失去表扬作用的现象,都须停止。教育与纵容全无相似之处,个别犯了罪,没给以应得的处罚。半年来边区政府接到控告干部的案有31件,现只解决了4件,一般地讲人民控告的大体都是事实。既是事实,那就应该受到处罚。犯罪而不罚(不可原谅的罪)于政权没有好处,于干部也没有好处。检查机关,内战时有过工农检查部,封建时代有御史台,一般的国家也有这个组织。但是专靠上面检查是有限的。在去年二届参议会工作报告决议上说:“防止官僚主义有效的药剂是发动人民自下而上地批评、监督、控告以至要求罢免(对上级人员)或直接实行罢免(对乡村人员)。”此种自下而上的检查办法,由明年选举运动中普遍实行。这就是说我们不只靠上面检查还要靠下面检查。乡市参议会1年改选1次,来1次大的检查;两个月或3个月开会1次,来一次小检查;县同边区参议会3年改选1次,来1次大检查,1年开会1次,来1次小检查。小说上说包龙图很厉害,专替老百姓伸冤,但上面出一个包龙图不容易,下面则有无数的包龙图。当然“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检查同时又切实地执行自上而下的检查,使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检查适当的配合”(参议会决议),还有检查不出的事吗?自下而上的检查是主要的,自上而下的检查只是把工作经验、事理是非,搞得更精细一点。今年选举应注意做这个工作。

  最后讲民主作风与民主制度。一揽子会、群众会、到群众中去访问、大家来商量,这叫民主作风。人民有权管理政府,选举罢免政府负责人员,决定兴利除弊的大计,这叫民主制度。我们的民主作风要建立在民主制度上。许多不为人民欢迎的作风如强迫命令、摊派、贪污、欺负人、耍私情……如果乡村里人民做了主,直接民权真正建立了,且运用熟练了,当早已被纠正。蕴藏在老百姓的知识、计划、热情、斗争技术……也早已发扬出来,不待去采访,已送给政府,供领导者去综合研究。

  有了人民管理政权的缜密制度,它将改造政府,也将改造人民。

  我讲的就是这些。

  我讲的只是根据座谈会及检查会提出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讲所有作风的全部。

  (根据谢觉哉手稿原件整理)

  (1)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韩非子·喻老》云“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溃。”意思是说,千里长的大堤,由于一个小小的蚂蚁洞而崩溃。比喻细微之处如不注意,很可能酿成大祸或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要防微杜渐。

  (2)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询,询问,引申为查考。刍(音除)荛(音饶),割草打柴的人。意思是,古代的贤人曾说过,即使碰见打柴割草的人也要向他请教。

  (3)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上》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意思是,要想堵住众人的嘴,比堵住决堤的江河还要危险。说明要广开言路。

  (4)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出自《文子·精诚》。宋陈善《扪虱新话》:“读书惟在记牢,则日渐进益。……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者。”意思是:读书要讲究精读,尽管每天算起来读得不多,但由于牢记在心,一年累计起来就收获不少。读书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

  (5)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意思是:从事治理国家工作,不在于说得多,而要看实际做得怎么样。

  (6)惠中权,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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