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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检察的“小学教员”


  “你这几个人在笑什么?”说中国话很流利的这位穿西服的日本绅士,从锐利的眼光中向在草席上我那三位路遇的同伴颇严重地质问着,即时他的明亮的黑皮鞋踏上了木床。

  “没——没有什么!我们在这儿说笑话呢。”曾经当过省视学员的张先生立起来回复。

  “笑——话?”后音颇重,“什么笑话?”可怕的眼光向张君脸上直射着。

  “我们说一个怀胎了几年的笑话。”这明明是勉强的话了。

  “不行!这个皮匣是你的么?几个人一同?三个,你们干什么?”这日本绅士渐渐不客气了。一个半旧的褐色四方皮匣提过来,很熟练地打开,原来并没加锁。

  张君面色发红,急着道:“这是,这是他的,我姓张!在洮南启蒙小学——作教员,我们都是……没有什么!这皮匣子是零碎东西……”

  “啊!都是么?你姓什么?”他用猜疑的口气向坐在行李包上的一位某军中的参议问。

  “我姓宋。”这位不满三十岁的血气方盛的少年答语是十分爽朗,不像那位视学先生的忸怩。“我也去洮南……”但这位先生本是视学员的堂叔,我听说他改了姓,这其中一定有了文章。

  皮匣子打开,牙刷,肥皂,信纸等随手摆出来。这时视学先生神色不安地立在一边。那位军人将嘴鼓起坐着不动。还有他们同来的老人——因为他有胡子,实在不过四十一二岁,却正襟危坐在远一点的席上,冷冷的不发言。同舱的中国人多在立起来向这边看,没有笑声,却也不围拢来瞧热闹。

  “这上面记的什么?”薄薄的日记本在这位绅士的手中,他向军人指着问。

  “什么都有。人名,用钱,全是零事。”

  好在只有一二页有铅笔的画痕,往下掀去是张张的白纸。啪的声丢在一边,而有力的手指却从皮匣中检出两张小硬纸。隔远了看不清楚,仿佛是护照,或是奉票似的东西。

  “唉!什么?这个?”

  “是免票,我的第几军的免票,他们的没有……”

  本来是没有多少零碎东西的皮匣子已经全翻遍了。再次便将被褥卷也打开了。一个帆布衣箱略略的检查,放在一边。绅士很从容说句“对不起!”将皮匣放在臀下,与张君对面坐下,从袋中掏出小本子将这三位的姓名问了,记下,又将免票也记过了。向张君问得更详细,学校,多少学生教员,也记下来。后来张君随口露出一句日本话来,他听着有点奇异,张君颇义愤地道:

  “我在日本留学过,前年由此处经过,到衙门中去了一次。”痛快大胆的直告,旁边人听了都替他捏一把汗。

  “留过学,什么学校?……”日本绅士面色骤形紧张。

  “广岛高师。”

  “到衙门去哪一年?”

  “啊我想想,十八年的冬天,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张君的记忆似是永久刻在心头。

  “阴历阳历?”

  “是阴历。”

  绅士点点头,接着用日本话同张君谈起,约过了五六分钟,他才站起来。军人低着头不做声。老先生似乎松了一口咽重的气。我呢,初时忐忑着;虽然我那随手的皮包中没有嫌疑品,却有手写的文艺小品,在报纸杂志上曾登刊过的诗文;尤其是一篇五卅之后在北平发表过的那篇《血梯》也粘在小本子上。此外如近代丛书本的叔本华的哲学,法朗士的《乐园之花》,还有一本W. Lay作的man's Unconscicus Spirit以及小刀、果品、信纸、鞋提子这些东西。即时在我的记忆中先检点过一番,终觉得那些文稿怕是要惹麻烦的。怎么办?只好等待着,等待着!而在我身旁却有一位即墨商人,布面黑羊皮袍,扎了裤管,笨棉鞋,有时吸着长管的旱烟,悠然地绝不在意地看着。他随身一件铺盖卷,就在席子上解开,平放着,这多省心。

  三位应受的检察完了,幸而没有何等处分。这绅士转身过去将要下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出气松散了,忽而他向我看了一眼。

  “你到哪里去?”

  “到S地方去。”

  “什么事?”

  “作教员。”我早已打定腹稿说得爽当点。

  可怜,只能说“上帝”叫你少麻烦些罢!他竟慢慢地走去。

  那位视学与军人红了脸收拾起散乱的东西。白衣的茶房也过来帮着用绳子将被褥捆起;十分熟练的手法如那日本绅士的熟练的眼光一样。

  即时同屋子中的中国人都将身子转过去,没有一个说话的,都在等待着,等待着!

  我身子没动,然而抬头看见张君的淡褐色呢子的皮大衣挂在壁钩上,“当小学教员,”张君也过于疏忽了。军人从皮匣的夹页里找出一封字来,扯碎。丢在水盂中烧了。而张君却低声道:“上一回我被他们连同行李带到日本警察署问了几个钟头!”

  “不提了,下船谈吧。”我替他们着急。

  胖胖的老人——张君的叔父,还是一言不发。香烟尾巴嗤的声在水盂中作出埋怨的声响。茶房便高叫着:

  “下船,下船,行李凭牌子来取错不了。”

  穿过了宏壮华丽的埠头上的汽船待合所,在风沙漫天的马车中这六年前曾经到过的大连街道,看来更见繁盛。马车走到奥町的入口处,张君叹口气道:“运气,运气!不知为了什么这些东西时时与我作对。下船时我还被他们喊问了一句……”

  “我不知道,人太多了,我们都挤到前面去。”

  “刚到舱口,另一个日本人瞪了眼大声叱问着我是干什么的?——又一回照例地说一遍三个人的履历,真丧气!”

  老先生将胖的下颔点点道:“就是,真厉害!也许你的样子有点不对,像我有胡子的人他们便不注意了。”

  “可不是。他们仿佛认得我,每次经过便受盘诘。前年引到他们的衙门中去问中国话日本话,又照我改过名的名片找查在日本的学籍。一本尺许厚的大书,按照姓的笔画排刊下来查,细细地查,查不到更加疑心。没有法子,我说了在广岛作学生的名字,果然找到了,这才放出来——你瞧多厉害!凡是在日本读书的中国青年都有名氏印在上面,那几个钟头等于拘留……”他嘘了口气向四下里看了看。

  “妈的,怕他什么!你为什么说当小学教员?像么?干哪个说哪个,我们是在军队上服务,不信,他可以打电报去问。”这位豪爽的青年军人向他的同伴张君忿忿地说。

  “真不错,就是你那身皮大氅我真怕他看得见。”我接着道。

  ××旅馆的三层楼映到马车前面,进门去,这一场风波算是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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