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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版《收场语》 中华民国的真相(1)


  (下列文字不能误解作诽谤国民政府,不过欲表明政府当前的艰巨工作在前进过程中所不可不注意者。)

  但是让我们正直他讲。汉学者倘欲把理想中的中国描绘出一幅画图是容易的,那是一个青花瓷器的中国,那瓷器碗上绘画着工致的人物,又可以是一幅绫轴的中国,轴上画着一个逸乐的文士闲坐松荫之下。一个汉学者很容易说:“假今日本征服中国至数世纪之久便将怎样?”一个中国人便不能说:“便将怎样?”因为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中国,不是青花瓷器或精致画轴上的中国,却是逼处于痛楚苦恼的中国,是一个面对着崩溃的帝国与文化的中国,是一个数万万人口的勤劳社会的中国,充满着工作与求生的欲望,反抗大水饥荒土匪绑票的奋斗,生活在杂乱的现状而毫无办法,骚扰而没有一定的方向,战祸频仍而不能改造环境,多行而寡信,行动而无目的,惨愁而无希望。一个人既生而为中国人,感觉到像亨姆莱脱(Hamlet)那样喟叹;时代是那样纷乱,我们不幸生而负有拨乱诛暴之责。或如希伯来人的惨呼:“啊,上帝!要多长久啊?”这是一种失望的惨呼,不仅仅是性急,而是一种失望基于熟悉当代中国之内情者,固非外人所知也。

  又如想象一幅全盛的“梦中的中国”,她的文学、哲学、艺术的中国,早晚他将临到对于现实中国的迷惑,或许经过长久而痛苦的思索,从过去要求现在的解答,从现在要求未来解答。发扬过去而绘画未来是容易的,检阅现在而冀获未来之光明与了解是困难的。因为在光荣的过去与可能的光荣的未来,二者之间,横亘着一个山谷,你要跨过它,必先下降然后上升。他需要坚强的现实主义而非稚态的信仰,较需要明眼的智慧,强如爱国的热情;因为爱国热情是廉价物品,它可以花几分钱一斤价购得之,盖即为新闻纸上的记载与衙门墙上的布告——无非是纸上空谈而已。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宁为太平狗,莫作乱世人。中国人人都愿意太平盛世做一条狗,可竟没有这般运气。因为我们生存于不安定的清醒的时代,缺乏对革命的信任心。盂子说过哀莫大于心死,而现在人们的心真已死了。1926年时代乐观的理想主义至1934年已让其地位于冷观主义与迷醒者,轻世肆志的冷嘲主义在一切报纸文字和私人谈话中都可见之。

  慢慢地艰辛地体认出来,我们的变革愈多,而愈留滞原来的地位。政府制度虽变革,它的骨子仍不变革,那本质上的腐败、懦弱、无能,永久存留着,根本上是绝望了的。对于一般羡慕马哥孛罗(Marco Polo)所称道的中国之欧美人士——马哥孛罗称道的中国是那样庄严宏伟——那现实的中国将令之大吃一惊,而对于中国是失败的承认。慢慢地艰苦地人们将体认我们至今仍被统治于封建酋长的下面,那个得见韩复榘的开明专制政治的省份该是大大运气。他同时行使省长县长推事,陪审官和律师的职权,他随意鞭挞一个人而餽赠另一人以数百元大洋钿,根据他的直观的观相术,给予人民以某程度草率的公道与保护。于是突然觉察现在统治我们的是十几个伪装的专制君皇代替了一个真正的暴君,而1911年的革命不过在种族革命上获得了胜利,它不过粉碎了一个皇统,而剩留下一堆毁垣碎瓦和呛人的尘灰。有时人反愿意仍受专制帝皇的统治,而疑怪曾国藩当时平定太平军之后为什么不进军北京,恢复汉家天下,而且他当时欲图大计,易如反掌,也有人这样劝过他。但是曾国藩是道地的孔教徒,道德上取审慎态度,而建立新朝有所谓篡逆之嫌。总是中国人民倒了霉!

  徒然的懊丧。但是一个人生长在中国,临乎崩溃的前夕,怎还能因此徒然的懊丧而被非难呢?作者仍能回忆童年时代的中国,那时不见得是受着很好的统治,那是确实的,但它不失为一个太平的中国。满清政府的贪婪、腐败和无能,是与现在无异,而有些官吏贪心尤为厉害,但最坏的官吏还受弹劾,受监禁的处分,因为那时还有一种制度。也有好的督抚,也有坏的督抚,但他们是有教育的官吏,而不是啖大葱、破口骂人的军阀。也有好县令,也有坏县令,有几个为人民所爱戴,有几个使人民畏惧,但是那些越出了限度的,引起全城镇的罢市,此等案件乃上达于朝廷,而县令受到革职迁调或其他处分。是以虽说不完备,总有一个制度,总有相当赏罚,时势总还太平。那时没有内战,土匪不致十分猖撅,你可以安安全全从这一省旅行到那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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