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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们书1927年3月21日


  今日正写起一封短信给思顺,尚未发,顺的二月十八、二十两信同时到了,很喜欢。

  问外交部要房租的事等,我试问问顾少川有无办法,若得了此款,便能将就住一年倒很好,因为回国后什么地方能安居,很是渺茫。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思永回国问题当然再无商量之余地,把前议完全打消罢。

  再看一两星期怎么样,若风声加紧,我便先回天津;若天津秩序不乱,我也许可以安居,便屏弃百事,专用三两年工夫,作那《中国史》,若并此不能,那时再想方法。总是随遇而安,不必事前干着急。

  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

  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挨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现在湖南确已到这种田地,试举一个例:蔡松坡家里的人已经饿饭了,现流寓在上海。他们并非有意与蔡松坡为难(他们很优待他家),但买下那几亩田没有人耕,迫着要在外边叫化,别的人更不消说了。

  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学湖南榜样。

  我本来想凑几个钱汇给思顺,替我存着,预备将来万一之需,但凑也凑不了多少,而且寄往远处,调用不便,现在打算存入(连兴业的透支可凑万元)花旗银行作一两年维持生活之用。

  这些话本来不想和你们多讲,但你们大概都有点见识,有点器量,谅来也不致因此而发愁着急,所以也不妨告诉你们。总之,我是挨得苦的人,你们都深知道全国人都在黑暗和艰难的境遇中,我当然也该如此,只有应该比别人加倍,因为我们平常比别人舒服加倍。所以这些事我满不在意,总是老守着我那“得做且做”主义,不惟没有烦恼,而且有时兴会淋漓。

  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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