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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莉迪亚没有回答。他们沿着林荫道默默走着;然后默默的吃着中饭。莉迪亚深陷于思绪之中,她的思绪他是可以猜得到的,而他也感到,要跟她小谈的企图不会受到欢迎。除外,也有思想占据着他的心田。他们跟那两个犯人的谈话,莉迪亚问的问题,引发了查理在心中所播种的怀疑,虽然他曾试着把这种怀疑遣开;但自从那时起,它就潜伏在他的意识里了,就像一个没有窗子的屋子里长期关着霉臭味。这使他感到烦忧,并不是因为他被愚弄而介意,而是因为,他不愿去想莉迪亚是一个撒谎者和伪君子。

  “我要去看西蒙,”他吃完午餐时说,“我来巴黎大半是为了来看他,我几乎没看过他一眼。我至少应该去说声再见。”

  “是的,我想你应该去。”

  他也要把剪报以及他借他的文章还给西蒙。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口袋里。

  “假如你下午要跟你的苏俄朋友一起消磨时间的话,我先用车子送你到那儿,怎么样?”

  “不,我要回旅馆。”

  “我不会太晚回去,你知道西蒙谈起话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不会感到烦倦吧?”

  “我不习惯这么多思虑,”她笑,“不会的,我不会烦倦。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机会很少。自己一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知道没有人会进来——嘿,我再想象不到比这个更奢侈的享受了。”

  他们分手后,查理走到西蒙的家。他知道那时间他可能在家。西蒙听到查理的按铃声,打开了门。他穿着睡衣睡裤。

  “唷,我想你能闯进来。我今天早晨没出去,所以我没穿好衣服!”

  他没有刮胡子,看起来好像没有洗脸。长而直的头发乱乱的,在从穿过北面窗子而来的荒凉灯光照射之下,他那不安定、愤怒的眼睛在苍白而瘦削的脸上看来像煤炭那么黑,眼睛下面有黑色的阴影。

  “坐下,”他继续说,“我今天生的火不错,工作室很温暖。”

  里面是很暖,但是却像以前那样,一片被遗弃及无生气的景象,也未经过打扫。

  “恋爱还在继续进展中吗?”

  “我刚刚离开莉迪亚。”

  “你明天要回伦敦,是吗?不要使她太驱使你。你没有理由帮她的臭丈夫出狱。”

  查理从口袋里拿出剪报。

  “从你的文章里,我判断你对他倒有些同情。”

  “同情,不。我发觉他有趣,就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十足的冷血、无耻的下流痞子。我羡慕他的神经力量。如果换一个环境,他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人,在革命时期里,像那样一个人,什么也不顾虑,有勇气,不迟疑,可能很有价值。”

  “我想不会是个很可靠的人。”

  “丹东不是说过吗?他说在革命之中,提升到表面上的,是在社会的人渣、恶徒和犯人。在某种工作上人家需要他们,等到他们被用来达到目的后,就被杀掉了。”

  “你的意见似乎斩钉截铁,无法改变。”

  西蒙不耐烦地耸耸他多骨的肩膀。

  “我学习过法国的革命和革命自治政府。俄国人也学习过,他们从里面学了不少东西,但既然我们可以从随后的情事里,所得的教训中受益不少,我们就已经得着了利益。匈牙利乱搞一阵,但苏俄却搞得不错,意大利和德国也做得不坏,假如我们有理性的话,应该能够尽力赶上,甚至超过他们的成功,而避免他们所犯的错误。比拉肯的革命失败了,因为人民饥饿。普罗阶级的兴起,使革命一事变得比较简单了,但是普罗阶级必须吃得饱。要使运输方法充分,食物供给丰裕,必须要有组织。附带一提,这也就使普罗阶级想要藉革命捉住权力,却老是捉不住而落到知识领导分子的小,手里。人民无法统治自己。普罗阶级是奴隶,奴隶需要主人。”

  “你几乎不能再把自己描写成一个良好的民主政体论者了,我敢这样说。”查理说着蓝眼睛里闪动了一下。

  西蒙不耐烦地驳斥了这句讽刺话。

  “民主是空想,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理想,宣传家把民主悬挂在群众面前晃来晃去,就像你把一个红萝卜拿在一只驴子面前晃来晃去一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完全是耍噱头。自由?群众不需要自由,一旦他们得到自由,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服务即他们的责任和快乐;这样他们就得到了所需的安全感。很久以前人家就判决说,唯一有价值的自由是,去做得对的自由,而“对”是靠力量决定的。“对”是一个引发自公众意见,由法律所规定的观念,但公众的意见是,那些有力量坚持他们观点的人所创造的,而法律的许准,唯靠其后之力量。博爱?你说博爱是什么意思?”

  查理对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会儿。

  “哦,我不知道。我想那是一种感觉,觉得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里的一分子,而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很短,最好能大家互相帮忙。”

  “还有呢?”

  “嗯,生活是困难的事,假如我们以仁慈高尚的态度互相对待,那么每个人的生活就会过得容易一点。人有许多错谬但也有许多优点。你越懂得人民,就越会发现他们的美好。那就是暗示说,假如你给他们一个机会的话,他们会在半路上迎接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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