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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无论如何,有一个‘第三区’手套部的女人出来说,她记得在谋杀案那天卖给一个年蛵人一双灰色的皮手套。她大约四十岁,她愿意看看他。他那时很焦急,不知道手套是否会配合他的灰色衣服,他希望手套足够大,能使他很容易地伸进去。贝格跟十几个其他年轻人一起并列出来,她马上就指认出来,但,就如同他的律师指出的,指认出来很容易,因为她刚刚看了他报纸上的照片。然后他们抓到了贝格的一个不务正业的朋友,他说他在谋杀那晚碰到他,并不是走向林荫道,而是向着柔丹的公寓方向走。他跟他握手,注意到他戴着手套。但是这个特殊的证人却是一个彻底的恶棍。他有丑恶的纪录,贝格的辩护人在审判时猛烈的攻击他。贝格否认那晚看过他,而他的辩护人想要劝服法官说,那个人为了讨好警方捏造了一个虚假的故事。该死的是裤子的事。关于贝格漂亮的衣服,服饰讲究的歹徒以及这类的报导报纸上已经很多了。如果你读了报纸,你会认为他的衣服是在沙味街买的,服饰是在虾味商店买的。检察官急于要证明他非常需要钱,就到供应他用品及家庭用品的商店去问,有没有强迫赊账的情形。但,似乎他家所买的东西,都是立即付钱的,而且没有欠债。情形是这样:就衣服来讲,贝格自从失业之后,除了买一件灰色衣服外,没买别的。私家侦探跟裁缝匠谈话时,问他那套衣服什么时候付钱的。他是一个广告裁缝,生意做得很大,他做衣服以价格低廉来与人竞争。贝格订做了另外一条配合上衣的裤子是这时候才晓得的。警方列有一张他所有物的窗体,而这条裤子并不在里头。他们马上看出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决心不要把这事公开,一直留待到审判时为止。

  “相信我说的,起诉时,这件裤子被拿出来的时刻真是惊心动魄。贝格有两条裤子来配他的上衣,而其中有一条不见了,这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他被问及这件事时,甚至不想说明。他似乎并没有狼狈失措的样子。他说,他不知道裤子丢了。他又说,因为在狱中等待审判,所以好几个月没机会检视他的东西。当问及他对于裤子丢失的可能说明时,他轻率地回答说,可能在搜查他的屋子时,有一个警官需要一条新裤子,所以就偷走了。但是贝格夫人却有另一套流利的说明,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说明很有技巧。她说,莉迪亚像往常一样,罗勃穿过的衣服,她就拿去熨,那一次熨斗太热了,所以把裤子烧掉了。他对他的衣服爱小题大作,并且找钱买一件,需要花一番苦心。她们知道他会发妻子的脾气,而贝格夫人希望免除他对她的责备,并且看出她很害怕的样子,就建议不要告诉他;她把那件裤子扔掉,罗勃可能不会注意到裤子不见了。再问她怎么处置裤子时,她说一个乞丐来门口要钱,她就把那条裤子给了他。问及烧的面积多大时,她说大得使裤子不能穿,而当检察官指出不见痕迹的修补可以弥补损害时,她回答说,那要花比裤子本身还大的价钱。然后他说,以他们穷困的境遇来讲,贝格大可以在家里穿用,冒着使他不高兴的险总比把一件可能仍然有用的衣服扔掉还好。贝格夫人说没有想到这一点,她一时高兴把裤子给了乞丐,是为了把它扔掉。检察官指出说,因为裤子上面有血迹,所以她必须把它扔掉,而且她并未把它送给一个那样容易就出现的乞丐,而是她自己把它弄毁了。她激烈地否认这一点。那么乞丐在哪儿,他会在报纸上看到这件事,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正在紧要关头,他会挺身而出的。她转身向着新闻界人士,张开她的手,做了一个戏剧性的手势。

  “‘让所有在此的先生们,’她叫着,‘把消息传布得更广更远。让他们恳求他出来,救我儿子的生命。’

  “她在证人席表现得顶刮刮。检察官无情地审问她;她像一个泼妇似地应战。他列述她年轻儿子的生活,她承认他所有的不轨行为,从打网球到他判刑后,对还因仁慈而给他另一个机会的经纪人之偷窃行为,她都承认。她把一切罪过都归在自己身上。在罪犯的审判里,法国证人比英国证人有更多的自由。她伤心地责备自己,忏悔地说,他儿子的错都是由于她教养他时太宽纵他了。他是她唯一的孩子,结果把他纵坏了。她的丈夫在战时治疗伤员时失去了一条腿,由于他的健康情形不好,所以她要不停地注意着他,以致影响到她做母亲的责任。他的过早逝世使她的孩子变坏而没人教导。她一直谈死亡夺去他们的小家庭之主,而困扰着他们母子的悲哀情形,企图感动法官。然后又说她的儿子一直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形容他精神旺盛,脾气倔强,容易受坏同伴的左右,但是却有很深的感情,不管他犯了其他什么罪,他不可能谋杀一个向来以仁慈待他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他没有给人一个有利的印象。她以一种伤人感情的方式,坚持她自己无可指责的高尚品格。纵然她是在为她所宠爱的儿子辩护,她也不愿失掉机会,提醒法庭说,她是一个参谋官的女儿。她穿着很好看的黑色衣服,可能太好看了,所以给你一个印象,觉得她是一个想要生活在她的地位之上的女人;在她严厉、断然的面貌上有一种盘算着什么的表情;你不会相信,她会给一个乞丐一片面包,更不会相信会给他一件裤子,纵使是破的。”

  “而莉迪亚呢?”

  “莉迪亚有点令人同情。她有身孕很久了。她流着泪,流得浮肿起来,而她的声音比耳语还低,你几乎听不到她讲的话。没有人相信她自己弄破表玻璃的故事,但是检察官对表并不像对她的婆婆那么严酷;她很显然地是残忍命运的无辜牺牲者。贝格夫人和罗勃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对待她太残忍了。法庭认为,她尽所能去救她丈夫是非常自然的事。当她讲到,他一直对她如何仁慈如何好时,甚至有点令人感动。很显然的,她是发狂地爱着他。她来到证人席时,她投给他的眼光很令人动心。在那群证人、警察、侦探、狱卒、酒吧里的闲人、告发着、无赖、精神专家——他们叫了一些专家来为贝格做心理检查,并且为他的性格画了一张漂亮的画——在所有的那群人里,我说,她是唯一显得有人类感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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