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门(24)_雷马克

二四

　　那张脸，他以为刚才又看到的那张微笑的脸——他一定是看错了！哈克在巴黎，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把往事抛开。既然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却为此而让自己气得发疯，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等那边一切都崩溃，大家可以回去的日子，总是会到来的。到那时候……

　　他招呼招待付了账。可是一路上他还在不由自主地搜索着街上的每一张脸。

　　＊＊＊

　　他和莫罗佐夫一起坐在“墓窟”里。

　　“你以为那就是他吗？”莫罗佐夫问。

　　“不。可是他非常像。真是见鬼，像极了。也许我的记忆力再也靠不住啦。”

　　“你在那家小酒店里，运气可真不好呢。”

　　“是的。”

　　莫罗佐夫沉默了一会儿。“害得你心惊肉跳，是吗？”半晌他才说道。

　　“不。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我是知道的。”

　　莫罗佐夫没有回答。

　　“见鬼，”拉维克说。“我想我现在会撇开这个念头的。”

　　“你决不会。我是过来人。尤其是在最初的时候。在最初的五六年里。我还等着三个人呢，他们在俄国。一共有七个。四个已经死了。其中两个是被他们自己的党枪毙的。我已经等了二十多年。还是从1917年等起的。三个人中，还活着的一个应该是七十岁了。另外两个，也该有四五十岁。他们都是我仍然希望弄到手的人。为了我的父亲。”

　　拉维克望着鲍里斯。他已经六十多了，是个彪形大汉。“你一定会弄到他们的。”他说。

　　“是的。”莫罗佐夫把一双巨掌合拢又分开。“我等的就是这个。所以我更珍惜自己。我现在已经不常喝酒了。这件事也许需要一段时间。我不能不养得健壮一点。我倒不想用枪将他们打死，或者用刀将他们捅死。”

　　“我也不想。”

　　他们坐了一会儿。“我们来下一盘棋好吗？”莫罗佐夫问。

　　“好呀。可是棋盘都不空呢。”

　　“那边，那位教授下完了。他是跟李维下的。总是他赢。”

　　拉维克走过去拿棋盘和棋子。“你已经玩了很久啦，教授，”他说。“玩了整整一个下午。”

　　那老头儿点点头。“它真使你着迷。下棋比玩任何一种牌都来得完美。玩牌还有运气的好坏。不够解闷消愁。而下棋，则有一番自己的天地。一下棋，它就取代了外面的天地。”他抬起那双红肿的眼睛。“那天地是并不怎么完美的。”

　　他的同伴李维忽然咩咩地叫了起来。接着就闷声不响，惶恐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跟着那教授走了。

　　他们玩了两盘。莫罗佐夫站起身来。“我得走了。又要去替人类的精英开门了。你为什么再也不来沙赫拉扎德了？”

　　“我也说不上。碰巧没去吧。”

　　“明天晚上怎么样？”

　　“明天我不能。我要去玛克辛饭店吃饭。”

　　莫罗佐夫露出牙齿笑了笑。“像你这样一个非法的难民，混在巴黎最豪华的场所，倒是要点儿胆量的。”

　　“那些地方，乃是十分安全的唯一处所，鲍里斯。一个人举止行动显得像难民一样的，反而会一下子被抓去。你应该明白这些个道理，虽然你已有了一张南森护照^①。”

　　“是的。那时候你想跟什么人一起去呢？跟德国大使同去，作你的另一道护符吗？”

　　“跟凯特·赫格斯特龙。”

　　莫罗佐夫吹着口哨。“凯特·赫格斯特龙，”他说。“她已经回来了吗？”

　　“她明天早上就到了。从维也纳来。”

　　“很好。那我以后反正会在沙赫拉扎德见到你们的。”

　　“也许不会。”

　　莫罗佐夫表示不相信。“不可能！凯特·赫格斯特龙在巴黎，沙赫拉扎德便是她的大本营。”

　　“这一回可不一样了。她是来住医院的。最近几天里就要动手术。”

　　“动过手术她很快就会来的。你真不了解女人。”莫罗佐夫眯细了眼睛。“难道你不要她来吗？”

　　“为什么不要？”

　　“我刚才想到，你把那个女人送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就没有跟我们在一起过，琼·玛陀。看来不见得是碰巧没去吧。”

　　〔①南森护照：当时国际联盟发给难民的护照。〕

　　“胡说。我甚至还不知道她仍然跟你在一起呢。你们能用她吗？”

　　“用啦。起初在合唱队。现在她有一个短短的独唱节目了。唱这么两三支歌。”

　　“在这段时间里，她还能应付得了吗？”

　　“当然啰。为什么不呢？”

　　“她可灰心绝望得厉害。可怜的人儿。”

　　“什么？”莫罗佐夫问。

　　“我说可怜的人儿。”

　　莫罗佐夫微微笑着。“拉维克，”他用一种父亲般的口吻答道，脸上突然显出来草原、空间、知识和世界上所有的经验，“不要胡说。那个女人可是一个放荡的女人。”

　　“什么？”拉维克问。

　　“一个放荡的女人。不是娼妓。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假如你是俄国人，你就会懂得的。”

　　拉维克大笑起来。“那她一定大变了。再见，鲍里斯！愿上帝保佑你的眼睛。”

　　【第七章】

　　“什么时候我得住医院，拉维克？”凯特·赫格斯特龙问。

　　“随你便。明天、后天，什么时候都行。相差天把问题不大。”

　　她站在他面前，柔弱，稚气，自信，美丽，却不再年轻了。

　　两年前拉维克为她割过盲肠。那是他在巴黎的第一次手术。她为他带来了好运。从此以后，他在那儿继续工作，从没有警察再来跟他找过麻烦。她是他的吉星。

　　“这一次我倒有点儿害怕，”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有点儿害怕。”

　　“你用不着怕。还不是例行公事。”

　　她走到窗子前面，朝外望着。那儿是兰开斯特旅馆的院子。一株古老而硕大的栗树，张开它苍老的手臂，伸向湿漉漉的天空。“这雨啊，”她说，“当我离开维也纳的时候，天在下雨。我在苏黎世醒来，雨还在下。而现在到了这儿——”她又把窗帘拉上了。“我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是老了。”

　　“一个人还没老的时候，往往会这么想的。”

　　“我应当不一样。两星期前我离了婚。我应当高兴啊。可是我却厌倦得很。什么事情都在重演着，拉维克。为什么啊？”

　　“事情决不会重演的。重演的是我们自己哪，就是这么回事儿。”

　　她微笑着，坐到一张安放在壁炉旁边的沙发上。“幸而回来了，”她说。“维也纳已经变成了军营。凄凉得很。德国人在作践它。跟他们一起的还有奥地利人。奥地利人也同德国人一样，拉维克。我原先以为那是悖逆天理的：一个奥地利的纳粹。可是我竟亲眼看到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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