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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他把呢帽往前额一压,快步走开了,里厄目送他走进让·塔鲁住的旅馆。

  过了一会儿,医生摇了摇头,当然记者盼望重获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责怪他“生活在抽象观念中”是否正确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医院中每周的牺牲者高达五百来人,而他在医院中过的这些日子难道也是抽象的吗?的确,这场灾祸中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了。里厄只知道这不是最容易办的事。比如说,他所负责的那所辅助医院(像这种医院现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间面对门诊室的房间修改了一下,供接收病人之用。那间房间的地上挖了一个水池,水中加了臭药水,池中央有一个砖砌的小平台。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脱去衣服,丢入池中。病人洗过身,擦干后,披上医院里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进入病房。现在不得已只好把学校的风雨操场用来收容病人,总共放了五百张病床,但几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里厄亲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沟肿块切开等工作后,还要查核统计数字,午后回去看门诊,最后到了晚上再去出诊,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亲把媳妇的电报递给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双手打着哆嗦。

  “是在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样紧张了。”

  他体格健壮,能顶得住,而且事实上他并未感到疲劳。倒是这些出诊中的情况使他感到受不了。一旦断定是瘟疫,就得立刻把病人运走c于是又得开始讲抽象的大道理,困难的场面也开始出现,因为病人家属知道,只有这个病人痊愈了或是死了才能再见到。“可怜可怜吧!医生!”洛雷太太说,她是在塔鲁所住的旅馆中工作的女佣的母亲。但这有什么用呢?当然他心里是可怜她的。但是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处,他必须打电话。一会儿传来了救护车的警钟声。起初,邻居们推窗望望,后来就抢着把窗关上。接下来便是挣扎、啼哭、劝说,总之是些抽象的观念。在这些被发烧和恐慌搞得乱哄哄的寓所里,出现了一幕幕疯狂的场面,但是病人还是被带走了,最后里厄自己也可以走了。

  开始几次,里厄打了电话不等救护车来就赶去看别的病人。但是后来病家却关上了大门,宁愿同鼠疫病人相聚在一起而不愿与他作别,因为这一别结局如何,他们心中明白。先是喊叫、命令,继之以警察的干预,最后是出动军队,把病人强行抢走。头几个星期,里厄只好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到后来,当每位医生都在一个志愿便衣警察陪同下去出诊时,里厄才能一家一家地赶。但在起初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的情况都像那晚在洛雷太太那小公寓中的一样:当他走进墙上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屋子时,病人的母亲欲笑不笑地来迎接他说:

  “我想这不会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发烧吧?”

  他掀开了毯子和衬衣,默默地观察着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肿胀的淋巴结。那母亲看着女儿的腿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惊叫起来。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母亲们在露出的腹部所显示的致命的症状前号哭,脸上带着茫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每天晚上,里厄的胳膊被她们紧紧抓住,无济于事的话、许诺、哭泣,一片混乱;每天晚上,救护车的警钟声引起了无济于事的、情绪激动和痛苦的场面,晚上出诊时间长,而且遇到的情况千篇一律,最后里厄感到,除了这种相同的场面不断地重复出现外,再也盼不到出现任何别的了。不错,鼠疫跟抽象的道理一样地一成不变,只有一样东西也许是在起着变化,那就是里厄自己。那晚他在象征共和国的雕像前深深感觉到了这点:他两眼盯着朗贝尔的身影消失在那里的那家旅馆大门,觉察到那难忍的麻木不仁之感已侵袭到他整个心灵。

  几个星期的令人筋疲力尽的生活过去了,每晚暮色降临后全城的人照旧拥上街头在原地转圈,这时,里厄已懂得不必再花力气去克制同情心。当人们觉得同情也无补于事后,对它也就厌倦了。在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唯一能使里厄感到轻松的却是心肠慢慢变硬起来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反而可以便于完成仟务,因而借以自慰。他的母亲每当深夜两点见到里厄回家时茫然的目光,感到难受,同时也因里厄将他唯一能得到的母爱的温暖漠然置之而深为痛心。要同抽象观念作斗争,就不得不像他一样。但这又怎样能使朗贝尔明白这一点呢?对朗贝尔说来,抽象观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驰的东西。说真的,里厄也知道这位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时候抽象观念比幸福更要紧,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视前者。这就是朗贝尔将要遇到的情况,里厄将在朗贝尔日后向他说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中了解到详情。这样,每人的个人幸福和与鼠疫有关的那些抽象观念之间的阴沉险恶的斗争,在新的局面下展开,构成本城在这一冗长时期中的整个活动。而里厄则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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