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58)_法捷耶夫

五八

　　可是他的朋友阿纳托里却在深深地为祖国感到痛心，他一言不发，咬着指甲，一路上都在考虑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在战时，他在共青团的集会上做过许多关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报告，但是没有一篇报告里面，他能够把他对祖国的感情表达成像他对他妈妈那样一个崇高的、歌声美妙的人的感情（他妈妈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身材高大、丰满，脸庞红润、慈祥，总是唱一些从他在摇篮里就为他歌唱的美妙的古代哥萨克歌曲）。他心里时刻怀着这种对祖国的感情，当他听到心爱的歌声或是看到被践踏的庄稼和被焚烧的农舍时，这种感情就使他热泪盈眶。现在，他的祖国处于灾难之中，——这样深重的灾难，使人无论看到或是想到都不能不为之心如刀割。他应当行动，立即行动，但是又怎样行动，在什么地方行动，同谁一起行动呢？

　　这些想法也或多或少地激动着他所有的同伴。

　　只有邬丽亚不敢去想祖国的命运和她个人的命运。自从她看见新一号井的井架倒下去以后，她已经尝尽一切辛酸：跟心爱的女友以及跟母亲的离别，在那被太阳灼晒过的、被践踏过的草原上的这一段旅途和最后的渡河，——渡口那个包红头巾的妇人的血淋淋的上半截身子和那个眼睛鼓出来的男孩子似乎体现了她的全部经历，——这一切不断在邬丽亚的流血的心里翻腾着，一会儿像匕首般尖利，一会儿像磨石般沉重。她一路上都是跟在大车旁边走着，不大说话，仿佛是心情平静，只有在她眼睛里、鼻翼上、嘴唇上隐隐露出的这些阴郁的线条，才泄露出她的内心有着何等强烈的感情在汹涌起伏。

　　但是若拉·阿鲁秋仰茨却非常清楚，在德国人统治下他将要怎样生活。所以他就很有把握地高声议论道：

　　“这帮野蛮残忍的家伙！我们的人民难道能同他们妥协吗？我们的人民一定会拿起武器，就像从前被德国人占领的那些地方一样。我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会拿起武器的。至于我母亲，照她的性格，也一定会拿起武器。如果我们的长辈都这样干，那么我们青年人该怎么办呢？我们青年应当来一个登记——先摸清情况，”若拉改正道，“然后把所有没有走的青年人登记下来，立刻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至少我就知道留在克拉斯诺顿的有沃洛佳·奥西摩兴和托里亚·奥尔洛夫，——他们难道会什么事也不干吗？还有沃洛佳的妹妹刘西雅，这个姑娘真好，”若拉感情流露地说，“她，无论如何，绝不会什么事也不干的。”

　　万尼亚挑了一个除了克拉娃，别人都听不到的机会，对若拉说：

　　“听我说，你这个绿林好汉！说实在的，大家都同意你的话。可是……你别嚷啊。首先，这是每一个人的良心问题。其次，你不能替每一个人担保。万一有人说漏了嘴，那就要你和我们大家的好看了。”

　　“你为什么叫我‘绿林好汉’？”若拉问，他的黑眼睛里现出了兴奋而得意的表情。

　　“因为你长得黑，行动又像骑手。”

　　“你知道吗，万尼亚，我要是去做地下工作，一定就用‘绿林好汉’这个化名。”若拉把声音压低得像耳语似的说。

　　万尼亚同若拉的想法和情绪一样。但是现在他不论想到什么，那因为克拉娃就在近旁而使他产生的幸福感、他回忆起他在渡口旁边的举动时所产生的自豪感（这时他仿佛又听到柯瓦辽夫在说：“万尼亚，救救她们。”而他也觉得自己是克拉娃的救星），就会有力地闯进来。这种幸福的感觉因为有克拉娃和他分享而更加完满。克拉娃要不是因为惦记父亲，要不是母亲在悲泣，也一定会公开表示她和心爱的人一同在这里的浴满阳光的顿涅茨草原上是幸福的，尽管在地平线上一直有德国坦克的炮塔、高射炮的炮管和一批又一批德国兵的钢盔出现，——这些德国部队在摩托的吼声中和滚滚的尘埃里，在金色的麦田里疾驰着。

　　在所有这些对自己的命运和全体人民的命运有着不同想法的人们里面，有两个人，尽管他们的性格和年龄也是大不相同，但是从他们所处的那种空前的精神振奋和跃跃欲试的状态来说，他们又是惊人地相似。这两个人，一个是瓦尔柯，另外一个是奥列格。

　　瓦尔柯是一个不多说话的人，从来没有人知道他那茨冈人的外貌下面的内心活动。他似乎交了厄运。可是他从来还不曾显得这样活跃和兴高采烈。他一路上都是步行，关心大家，乐意同青年们谈话，仿佛在考验他们，而且越来越喜欢跟他们开玩笑。

　　奥列格在马车上也坐不住。他高声表示不耐烦：到底几时才能看见母亲和外婆呢？他高兴地搓着指尖听若拉说话，否则就突然打趣万尼亚和克拉娃，或是羞涩地、结结巴巴地安慰邬丽亚，或是照顾三岁的小表弟，或是向玛丽娜舅母表示爱慕，或是和老大爷谈论天下大事。有时他又闷声不响地在马车旁边走着，额上露出深深的皱纹，饱满的、固执的、还有点孩子气的嘴唇上似乎浮着一丝笑意，眼睛里带着沉思的、严峻而又温柔的神气注视着远方。

　　他们在离克拉斯诺顿不到一天路程的地方，突然碰到一队掉了队的德国兵。德国兵熟练地——甚至不是很粗野地，而正是熟练地——把两辆马车都搜查了，他们从玛丽娜和邬丽亚的箱子里取去所有的丝织品，夺去维克多的父亲和瓦尔柯脚上的靴子，并且拿走瓦尔柯的旧金表，那只表虽然被他戴着游过水，仍然走得很准。

　　他们在这初次同德国人的直接接触中精神上感到很紧张，因为大家想象中的德国人还要坏得多，后来这种紧张变成相互之间的窘迫，最后又变成了一种不自然的兴奋——大伙都争先恐后地描述德国人，描述他们怎样搜查马车，取笑非常惋惜自己的丝袜的玛丽娜，甚至不放过瓦尔柯和维克多的父亲，因为他们穿着马裤而穿便鞋显得比别人更为狼狈。只有奥列格并不分享这种虚假的快活，他的脸上久久留着生硬的、凶狠的表情。

　　他们在夜间抵达克拉斯诺顿城郊，瓦尔柯认为夜间在城里要戒严，大家听从他的劝告不再进城，就在峡谷里过夜。这一夜月光如水。大家都很焦急，久久不能入睡。

　　瓦尔柯去察看峡谷通向哪里。他突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他转过身子，站住了，在照得露珠闪烁发光的月光下认出了是奥列格。

　　“瓦尔柯同志，我迫切地需要跟您谈谈。非常需要谈一谈。”奥列格略带口吃地轻声说。

　　“好，”瓦尔柯说，“可是我们得站着谈，因为地上湿得厉害。”他笑笑说。

　　“帮助我在城里找一个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吧。”奥列格说，他直盯着瓦尔柯的连生在一起的眉毛下面的低垂的眼睛。

　　瓦尔柯猛地抬起头来，把奥列格的脸仔细研究了一会。

　　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最年轻的、新的一代。

　　似乎是最难以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喜欢幻想和渴望行动、富于想象和讲求实际、酷爱善良和严峻无情、胸襟开阔和精明打算、热爱人间欢乐和自我克制，——这些似乎难以结合起来的特点合在一起就创造了这一代的独特的面貌。

　　瓦尔柯非常熟悉这一代，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他本人相似。

　　“地下工作者你似乎已经找到了，”瓦尔柯笑着说，“至于我们以后要做些什么，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吧。”

　　奥列格默默地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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