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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你看起来完全像是一个正常的二十二岁的女孩,生活在一九二八年,我猜想你肯定有过几次恋爱的机会。”

  “全都——失败了。”她说。

  迪克并不相信她的话。他也弄不清她是否有意在他们之间设置障碍,或者是打算使那最终的顺从更有意味。

  “我们去外面走走吧。”他提议。

  他将衣服拉拉直,头发抚抚平。机会来了,又过去了。三年来,迪克成了萝丝玛丽衡量其他男人的典范,因而他的形象也就必然地上升为英雄的高度。她不愿意他雷同于其他男子,然而此时迪克也有同样苛刻的要求,似乎他要索取她的某个部分,装进口袋里带走。

  漫步在小天使、哲学家和农牧神塑像及喷泉之间的草地上,她紧挽着他的手臂,并不断地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来适应这只手臂,仿佛她要这手臂处在恰当的位置,因为它会永远摆在那儿似的。她扳了一根树枝,把它折断,但觉得树枝没有什么弹性。她突然见到了迪克脸上她希望看到的神色,她抓起他戴着手套的手,吻了起来。随后,她孩子般地在他身边跳跳蹦蹦,他忍不住笑了,她也大笑起来。他们消磨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今晚我不能同你一起出去,亲爱的,因为我答应去看一个熟人,但要是你明天早些起床,我可以带你去摄影地。”

  他独自一人去旅馆吃了晚餐,早早上床睡觉,次日六点半在门厅遇见了萝丝玛丽。上了汽车,她坐在他身边。她光彩照人,生机勃勃。他们穿过圣塞巴斯蒂安门,沿着阿皮安大道,来到位于古罗马广场的拍摄场。拍摄场看上去比古罗马广场本身还要大。萝丝玛丽把迪克交给一个男子,他领着迪克观看了大型电影道具:几座拱门,几排梯式座位,还有一处铺了沙子的竞技场。她正在一个代表囚禁基督徒的卫兵室的拍摄点工作。此时,他们来到那里,观看尼科特拉,一个有望成为瓦伦蒂洛①的演员,在十几个“女四”面前神气活现,装腔作势,她们眼神忧伤,因面临血腥屠杀而显得惊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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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瓦伦蒂洛(1895—1926),美国电影演员,出生于意大利,其主演的影片如《血与沙》等富有浪漫色彩。

  萝丝玛丽穿一件长达膝盖的束腰外衣。

  “看这个,”她轻声对迪克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每个人看了样片都说——”

  “什么是样片?”

  “就是把前一天拍摄的内容冲洗出来。他们说这是我穿的第一件性感的衣服。”

  “我没注意到。”

  “你当然注意不到!可我注意到了。”

  穿着豹皮衣的尼科特拉同萝丝玛丽说着话,而电工正同导演在讨论着什么,说话时还倚着导演。后来,导演使劲把他的手推掉,抹了下汗津津的额头。这时,迪克的向导议论起来:“他又来添乱了,就这么回事!”

  “谁?”迪克问。还不等他回答,导演就急忙走过来。

  “谁在添乱——你自己倒在添乱,”他语气激烈地对迪克说,就像是面对陪审团说话,“他添乱时,总以为别人也在添乱,就这么回事!”他狠狠地盯了那向导一会,随后拍拍手,“好了,各就各位。”

  这就如同参观一个混乱的大家庭——一位女演员朝迪克走来,把他当作刚从伦敦来的演员聊了一会。当她发现认错了人,就慌慌张张地走开了。电影业人士大多不是自视甚高,就是极为自卑,而且通常是自以为是。他们果敢,勤奋,在一个十年来只追求享乐的国家,他们已脐身到了一个显赫的地位。

  随着光线模糊起来,拍摄工作结束了——这样的光线画家会欢迎,但不适合拍摄,无法同加利福尼亚明净的天空相比。尼科特拉跟着萝丝玛丽来到车子旁,轻声地跟她说些什么——她看着他,板着脸说了声“再见”。

  迪克和萝丝玛丽在他撒旅馆吃了午饭。这是一家豪华的餐馆,是一座有高层大阳台的别墅,能够俯视不知是哪个衰亡时期的广场遗址。萝丝玛丽喝了一杯鸡尾酒和一点葡萄酒。迪克开怀痛饮,原先不快的感觉也就消失了。饭后,他们驱车回旅馆,两个人都红光满面,心情舒畅,沉浸在甜蜜和安谧的氛围之中。她渴望被占有,如今如愿以偿。在海滩开始的一种孩子气的迷恋最终成了现实。

  21

  萝丝玛丽还要赶一个饭局,那是为摄制组的一个成员举办的生日聚会。迪克在门厅撞见了科利斯·克莱,但他想一个人吃饭,因而谎称在埃克塞斯饭店有个约会。他同科利斯在一起喝了鸡尾酒,他心中莫名的不快使他显得相当不耐烦——他不再能为逃避诊所的职责而寻找借口了。这与其说是一种专业,倒不如说是一种浪漫的回忆。尼科尔是他的女人——他经常在心里讨厌她,然而她是他的女人。同萝丝玛丽厮混是一种自我放纵——而同科利斯呆在一起则是无聊至极。

  在埃克塞斯饭店门口,他遇见了巴比·沃伦。她那双秀丽的大眼睛看上去多么像两块宝石,她惊奇地盯着他。

  “我以为你在美国,迪克!尼科尔跟你在一起吗?”

  “我取道那不勒斯回家。”

  见了他袖子上的黑布带,她说,“我听说了你的不幸,很为你感到难过。”

  他们自然在一起吃了饭。“把所有的情况说给我听听。”她提出要求。

  迪克将实际情况述说了一番,巴比听后皱起了眉头。她觉得有人要为她妹妹生活中的这种糟糕的局面负责。

  “你认为多姆勒大夫一上来的治疗对头吗?”

  “治疗上不会有多大的出入——当然,你会想法找个合适的人来处理这样一种很特殊的病例。”

  “迪克,我不是想要责怪你,也并不想问个究竞,但你不觉得变换一下环境对她也许会有好处吗?让她离开诊所一类的地方,像其他人一样正常生活。”

  “但你对诊所很热心,”他提醒她,“你告诉我你从来都不放心她的身体健康——”

  “那时你们在里维埃拉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住在小山上,远离其他人。我并不是要你们回到那种生活。我是想你们可以去,比如,伦敦。英国人的生活是世界上最和谐的生活。”

  “并不见得。”他表示异议。

  “确实如此。我了解他们,你知道。我想,在伦敦弄幢房子,在那儿过春天,这对你们有好处——我认识一位英国女子,她有一幢房子,在塔尔伯特广场,家具齐全,你们可以租下来。我想你们应该和心智健全、性情温和的英国人一起生活。”

  她还会继续跟他聊一九一四年所有那些老一套说教,要不是他大笑起来,说:

  “我在读迈克尔·阿伦①写的一本书,要是——”她挥挥手中吃色拉的食匙就把迈克尔·阿伦勾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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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阿伦(1895—1956),生于保加利亚的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绿帽》。

  “他尽写一些堕落者,而我指的是那些可贵的英国人。”

  她就这样把她的同胞打发掉了,而在迪克的心目中,取而代之的只是这样一幅画面,画面上是一些漠然迟钝的面孔,这些面孔充满了欧洲的小旅馆。

  ‘当然,这不关我的事,”巴比重复说道,然而这只是她另一番游说的序曲,“但是把她一个人留在那样的环境下——”

  “我去美国是因为我父亲去世了。”

  “我知道,我说过我很难过。”她摆弄着项链上的玻璃葡萄,“不过,现在有这么多的钱,完全可以做许多事情,应该用来让尼科尔过得好一些。”

  “但有·件事,就是我不愿意住在伦敦。”

  “为什么不愿意?我觉得你可以在那儿工作,就跟在其他地方工作一样。”

  他往后靠一靠,看着她。要是她曾经对那个可耻的事实,即尼科尔真正的病因起过疑心,那她也必定进行了自我否定,将这种猜疑扔到积满灰尘的壁橱里了,就如同处置一幅买后觉得很不称心的画一样。

  他们在酒吧里继续交谈,这时,科利斯·克莱走到他们桌子旁,坐了下来。一位优秀的吉他手在堆满酒桶的地下室一边弹奏,一边低声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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