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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一七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我们从克莱武生启程。如果你想了解航程中发生的事情,可以阅读我的日记,我都详细地记载在那里面了。当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那个对我一生起了指导作用的行动方案,那是我在海上航行时规划的。我在设计这样一个方案时,还那么年轻。可是,在我的一生中甚至到晚年我仍然忠实地遵守这个方案,所以它更加值得注意。

  我们于十月十一日在费城上岸,发现这里发生了许多变化,基思已经卸任,接替他担任总督职务的是柯登少校。我在街上看见基思经过,完全像一个普通市民,他看见我时好像有点尴尬,一声不响地走了过去。里德小姐接到我的信以后,她的亲友都认为我不会再回来,难有什么指望了,于是劝她另外嫁人。在我逗留英国期间,她和一位名叫劳吉斯的制陶工人结了婚。要不然的话,我还真没脸跟她见面。但是她婚后没有感到快乐,不久就跟他分了手,拒绝再跟他同居,也不再使用他的姓氏,因为有传闻说他已经另有妻室。虽然他是一位手艺出色的工匠(里德小姐的亲友就是看中了他这点),但却是一个人格卑劣的家伙。他后来负债累累,大约在一七二七年或一七二八年逃离了费城,跑到西印度群岛去了,以后死在那里。

  凯谋另外找了一座更好的房子,开设了一家文具店,店堂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文具,有很多是新种类。看上去生意还十分兴隆,但是他雇的几名伙计没有一个是精干的。

  德纳姆先生的店铺开设在清水街,我们把货物都陈列在店里了。我照料生意十分勤勉,同时学习记账,不久就对销售业务十分在行了。我和德纳姆先生在一起膳宿,他像父亲一般不时地给我提出忠告,真心诚意地关心我。当然,我是既尊敬他又充满爱戴之情。我们原本可以这样快乐地合作下去。但是,在一七二六年年底到一七二七年二月初我们两人都病倒了。我患了胸膜炎,差点死掉,我的病情很严重,以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当发现自己病情开始好转时,反倒有点失望,因为用不了多长时间,又得起来干那些枯燥乏味的活计,我内心感到有几分遗憾。我现在已不记得德纳姆先生得了什么病,他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死了。他在口头遗嘱中吩咐给我一小笔遗产,表示他对我的友爱。但是我再一次落入无依无靠的境地,因为那铺子由他的遗嘱执行人接管,我在他铺子里的事情就此结束了。

  我的姐夫荷麦斯这时正在费城,劝我还是重操旧业。凯谋也来找我,愿意给高薪要我去管理他的印刷铺,使他可以集中精力照料他的文具店。我在伦敦的时候曾经接触到他的妻子和一些朋友,从他们那里听说他的人品不佳,所以不想再和他来往。我设法想找一个商店店员或者文书的职务,可是一时没有这样的机会,于是只得再和凯谋合作。

  在印刷所里有这么几个伙计:休·梅雷迪思,一个年届三十的韦尔斯籍的宾夕法尼亚人,他从小务农,为人处世明智诚实,并且阅历丰富,还挺爱读点书,但是嗜酒如命。史蒂芬·帕茨,一位年轻的庄稼汉,天资聪颖,生性幽默谐谑,但是有点吊儿郎当。凯谋和这俩个人签定的合同约定每周支付的工资极低廉,不过规定只要他们能使业务有所提高,可以每过三个月增加一先令。凯谋正是用将来可能获得高工资的希望来吸引他们。按照合同中的规定,梅雷迪思从事印刷工作,帕茨进行装订。这些工作当然都要由凯谋教会他们,其实他自己对这两种技术都一窍不通。约翰——一个粗野放荡的爱尔兰人——什么生意也没有学过。凯谋是从一个船长手里买了他的四年时间的服务期,准备让他做印刷工。凯谋还买来了一位牛津的学生的四年服务期,他的名字叫乔治·韦布,准备让他当排字员。还有一个农村孩子,是雇来当学徒的,名叫戴维·哈里。

  我很快就看穿凯谋之所以出如此高的薪水雇我的用意,他想通过我来训练这些没有经验的廉价雇工,一旦我教会了他们,那时没有我也照样能维持业务。而这些雇工因为受契约的束缚,无法自由离职。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卖力地干了起来,整顿他那混乱不堪的印刷铺,使之变得井然有序,并且促使伙计们认真负责地干活,把业务技术掌握好。

  这真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竟然落到被买卖为佣工。他的年龄还不满十八岁,他告诉我自己的身世:他出生在葛劳斯特,在当地语法学校受过教育。在学校里演戏时,他因为极富有表演才能而在学校里小有名气。因此他参加了“幽默社”俱乐部,写过一些短诗和散文,发表在葛劳斯特的报纸上,因而被送往牛津大学来深造。他在大学读了一年书,但是很不满意。这时他只希望能够到伦敦去看一看,做一名演员。最后,他领到三个月的补助金,一共十五个畿尼。他没有拿去偿还债务,却走出了牛津镇,把大学校服藏在金雀花丛中,徒步走到了伦敦。在伦敦,因为得不到朋友的指点,不幸走上了歪道。他很快把手中的钱全部花光了,既没有找到进入戏剧界的门路,又囊中空空,只好当了衣服。终于连面包都吃不上,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饿着肚子在街上乱逛。这时,他拿到一张招工广告,说是只要愿意签约,就能到美洲去工作,有意者将会受到款待和鼓励。他无暇考虑,马上跑去找到了人贩子,签了契约,然后上船渡海到了美洲。他到美洲以后,没有写过一封信把他现在的情况告诉亲友。他活泼幽默,性格温厚,谈吐风趣,就是非常懒散、轻率,而且没有远见。

  那个名叫约翰的爱尔兰人不久就逃跑了,其他几位和我相处得很愉快。他们发现凯谋根本不能教他们什么技术,而从我这里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他们更加尊敬我了。星期六是凯谋的安息日,我们从来不开工,于是我一星期能够两天读书。我在镇上结识了许多有聪明才智的人。凯谋待我十分殷勤,表面上更加尊敬我。我心中只为一件事情深感不安,就是所欠弗农的债款一事,因为我不善于管理钱财,至此还无力偿还。好在弗农非常宽容,从来没有催讨的意思。

  我们的印刷铺经常需要补充损毁的铅字,可是在美洲还没有铸造铅字的工厂。我在伦敦詹姆斯的印刷铺曾经见过浇铸铅字的铸模,可是没有对它的形状多加注意。于是我尝试着设计了一个铸模模具,利用现有的铅字作为冲模,铸出了铅字,相当不错地满足了各种需要。我还不时刻点东西,用以制作印墨。另外我还管理仓库,负责其他一些大大小小杂事。总而言之,完全是一个管家婆。

  虽然我如此卖力,但是随着伙计们的业务能力大为提高,我的作用也就一天比一天不那么明显了。凯谋在付给我第二季度的工资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觉得目前的工资负担实在太重了。他认为我理应做出让步。他待我逐渐没有从前那么殷勤了,开始摆出了老板的面孔,常常吹毛求疵,无事生非,似乎随时准备同我翻脸。可是我还是继续做好工作,勉强忍耐,心想他如今负债累累,脾气难免暴躁些。最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我们的关系最终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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