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夫之传(余廷灿)

王先生夫之传

　　余廷灿撰

　　先生姓王氏，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先世本扬州高邮人；明永乐初，有官衡州卫者，遂为衡州衡阳人。家世以军功显。父字武夷，始以文学知名，中天启辛酉副榜；先生，即其季子也。明既亡，隐于湘西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

　　先生少负隽才；读书十行俱下，一字不遗。年二十四，与其兄介之同举崇祯壬午乡试；以道梗，不赴会试。明年，张献忠陷衡州，设伪官，招降士绅；其不屈者，缚而投诸湘江。先生走匿南岳双髻峰下，贼执其父以为质；先生引刀自刺其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遍创也，免之；父子俱得脱。

　　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怀宗徇社稷；先生涕泣不食者数日，作《悲愤》诗。乙酉，我师下金陵；当是时，我朝既得两京，天下云集响应，而明之藩封蔗孽奔窜于湖湘、滇、黔、粤、闽间者往往始称监国、继假位号，以恢复为名。先生少遭丧乱，未见柄用；及是，顾念累朝养士深恩、痛悯宗社颠覆，诚知时势万不可为，犹且奋不顾身，慨然一出而图之。明藩有称隆武年号者，使其督师何腾蛟屯湖南、制相堵允锡屯湖北。两湖兵燹塞野，又岁大旱；时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余党降者号为“忠贞营”，尚复蹂躏潜、汉间，汹汹有反侧之势。堵、何两人本措置无术，又相持不相能；先生忧其必败也，亟上书于司马章旷，请调和南北两军以防溃变。司马不听，先生默而退。卒之贼党猖獗，司马以忧愤死；堵、何二人遭闵凶，而势不可支矣。

　　丁亥，我师下湖南，先生南走桂林；大学士瞿式耜用疏特荐，先生以丁父忧，请终制。既服阕，即就起行人司行人。是时，桂藩驻肇庆；国命所系，则瞿式耜与其少傅严起恒。然纪网已大坏，独给谏金堡、丁时魁、刘湘客、袁彭年、蒙正发五人者志在振刷；而内阁王化澄、悍帅陈邦傅、内竖夏国祥等为奸邪巨魁，深嫉此五人，目为宫庭“五虎”，逮系狱中，将置之死。先生约中舍管嗣裘走告严起恒曰：“诸君弃坟墓、捐妻子，壹意从王于刀剑中；而党人杀之，则志士解体。虽欲效赵氏明白慷慨以亡国，谁与共亡者！？”恒起感其言，力请于廷。化澄党参起恒，先生亦三上疏参化澄；化澄恚甚，必欲杀先生。会有降帅高必正者救之，得不死。返桂林，复依瞿式耜。闻母病，间道归衡；至则母已殁。其后瞿式耜殉节于桂林、严起恒受害于南宁，先生知势愈不可为，遂决计老牗下矣。

　　壬寅，闻缅甸亦覆没，明之藩封庶孽称监国、假位号者至是珍尽，先生遂浪游于浯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邵间，所至人士慕从者辄益众，先生辄辞去。最后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名曰“观生居”，晨夕杜门，萧然自得；乃著《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内传》、《外传》、《大象解》、《诗广传》、《尚书引义》、《春秋世论》、《家说》、《左氏传续博议》、《礼记章句》并诸经《裨疏》各若干卷，作《通监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庄子解》、《庄子通》、《楚词通释》、《搔首问》、《俟解》、《噩梦》各种，又注释《老子》、《吕览》、《淮南》，平选古今诗各若干卷。

　　自明统绝祀，先生著书凡四十年。其学深博无涯涘，而原本渊源，尤神契《正蒙》一书；于清虚一大之旨、阴阳法象之状、往来原反之故，靡不有以显微抉幽，晰其奥窔。其自序曰：“谓之‘正蒙’者，养蒙以圣功之正也。圣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学造之以《诗》、《书》、《礼》、《乐》，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简能之理。而《正蒙》推极夫穷神知化，达天德之蕴，则疑与《大学》异；则请释之！”

　　曰：“《大学》之教，先王所以广教天下而纳之轨物，使贤者即以之上达而中人以之寡过。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圣，故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圣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抑古之为士者，秀而未离乎其朴。下之无记诵词章以取爵禄之科，次之无权谋、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术。其尤正者，无狂思陋测，荡天理、灭彝伦而自矜独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说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则但习于人伦、物理之当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于东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作《易》而阐‘形而上’之道，以显诸仁而藏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所繇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所志者，知命、耳顺、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则虽圣人，未有得之于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获于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杨、墨虽盈天下，而儒者犹不屑曲吾道以证其邪；故可引而不发，以需其自得。而自汉、魏以降，儒者无所不淫；苟不抉其跃如之藏，则志之摇摇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繇不得不异也。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繇，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歧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沈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形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沤瀑，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化，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昼、一言一动，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反经精义，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非可以见闻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其无，偷用其蕞然之聪明或穷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觊圣功也。呜呼！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惟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钜公、耆儒如富文、可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繇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道之诚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熺，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犹水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牗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故夫子曰：‘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者也’。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是故‘正蒙’者，匠者之绳墨也、射者之彀率也。虽力之未逮、养之未熟，见为登天之难，不可企及；而志于是则可至焉，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养蒙以是为圣功之所自定，而邪说之淫蛊不足以乱之矣！故曰‘正蒙’也。”

　　戊午春，吴逆僭号于衡，伪僚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先生曰：“某本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吴逆既平，湖南中丞郑公端闻而嘉之，属郡守某馈粟帛请见；先生以病辞，受其粟、反其帛。

　　未几，卒于石船山；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其墓曰“明遗臣王夫之之墓”。自铭曰：“抱刘越石之孤衷，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因衔恤以永世。”

　　子二人：攽、敔；敔字虎止，能绍其家学者。

　　先生家故贫，著书笔札多取给于故友及门人家。书成，因以授之，不自收拾；藏于家者，盖无几焉。

　　赞曰：

　　先生可谓笃信好学、蒙难而能正其志者。方明之亡，先生非不知事不可为；然且穷老尽气奔窜于荒岩绝徼间，发谠论、攻憸邪，终摈不用而始隐伏著书，其志可哀也矣！若横渠以《礼》为堂、以《易》为室，所称四先生之学柱立不祧者；而著“正蒙”一书，尤穷天地之奥、达性命之原，反经精义，存神达化。朱子亦谓其广大精深，未易窥测。先生究察于天人之故、通乎昼夜幽明之原，即是书畅演精绎，与自著《思问录》内、外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朗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树道教、剖析数千年学术源流分合同异，自序中罗罗指掌，尤可想见先生素业。虽其逃名用晦，遁迹知稀，从游盖寡；而视真西山、魏了翁以降姚、许、欧、吴诸名儒仅仅拾雒、闽之糟粕以称理学，其立志存心、浅深本末，相距何如也！学使宜兴潘太史宗洛称先生为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是固然已；而其立文苑、儒林之极，阐微言、绝学之传，则又有待于后之推阐先生者矣！

　　【注】

　　余廷灿（1735～1798），字卿雯，号存吾，湖南长沙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检讨，充三通馆纂修，与戴震、纪昀友善。三十六年以母老告养归，先后主教城南、渌江、石鼓等书院。治学以兼通汉宋为宗，笃嗜经史，精古文、天文、律历、勾股、六书之学，诗古文亦著名。有《存吾文稿》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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