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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杲堂文鈔》序


  (戊午)

  往丙子、丁丑間,一時文集行世者十餘部。婁東張天如曰:「此十餘人者,皆今之巨子也。吾讀正、嘉時不以文名者之文集,其渾厚悠長,反若過之,豈世運之升降歟?」余曰:「科舉盛而學術衰。昔之為時文者,莫不假道於《左》《史》、《語》、《策》、《性理》、《通鑒》,既已搬涉運劑於比偶之間,其余力所沾溉,雖不足以希作者,而出言尚有根柢,其古文固時文之餘也;今之為時文者,無不望其速成,其肯枉費時日於載籍乎?故以時文為牆壁,驟而學步古文,胸中茫無所主,勢必以偷竊為工夫,浮詞為堂奧,蓋時文之力不足以及之也。」為說者謂百年以來,人士精神,盡注於時文而古文亡,余以為古文與時文分途而後亡也。

  自余為此言,已歷一世矣。風氣每變而愈下,舉世眯目於塵羹土飯之中,本無所謂古文。而緣飾於應酬者,則又高自標致,分門別戶,才學把筆,不曰吾由何、李以溯秦、漢者也,則曰吾由二川以入歐、曾者也。黨朱、陸,爭薛、王,世眼易欺,罵詈相高。有巨子以為之宗主,則巨子為吾受彈射矣。此如奴僕掛名於高門巨室之尺籍,其錢刀阡陌之數,府藏筐篋所在,一切不曾經目,但虛張其喜怒,以哃喝夫田騶纖子,高門巨室,顧未嘗知有此奴僕也。

  余與杲堂然約為讀書窮經,浙河東士稍稍起而應之。杲堂之文具在,故未嘗取某氏而折旋之,亦未嘗取某氏而赤識之,要皆自胸中流出,而無比擬皮毛之跡,當其所至,與歐、曾、史、漢,不期合而自合也。余嘗謂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今見其脫略門面與歐、曾、史、漢不相似,便謂之不文,此正不可與於斯文者也。濂溪、洛下、紫陽、象山、江門、姚江諸君子之文,方可與歐、曾、史、漢並垂天壤耳,蓋不以文為學,而後其文始至焉。當何、李為詞章之學,姚江與之更唱迭和,既而棄去,何、李而下,歎惜其不成,即知之者亦謂其不欲以文人自命耳,豈知姚江之深於為文者乎?使其逐何、李而學,充其所至,不過如何、李之文而止。今姚江之文果何如,豈何、李之所敢望耶?杲堂之文出世,必有以作者許之者,然非余與杲堂之所期也。但使讀書窮經,人人可以自見,高門巨室,終不庇汝,此吾東浙區區為斐豹焚丹書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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