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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吵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
  “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
  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
  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
  “喂——你——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
  “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
  “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
  “跟我去市场吗?”
  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
  “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

     (原载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笔会》,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第一版转载)
  《北京晚报》读者来信谈《吵架》
  《北京晚报》编者的话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竟给一位“台湾同胞”留下如此印象,实在令人遗憾!文明礼貌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北京人特别是服务于窗口行业的北京人,理应做得更好。您看了此文有何感想?来稿请寄《北京晚报》总编室。

     (原载1993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改善社会风气先要改“脏口”
编辑同志:
  读完贵报12月10日第一版的《吵架》一文,十分高兴。无论如何也想把这喜悦的心情向贵报诉说一番。
  使我高兴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仅是这位台胞文章的内容,而是我们北京人自己的报纸上能够这样在一版上登出“骂”北京人的文章,可见北京、北京人是大有希望的。
  因为此类问题是大部分北京市民都认为不是问题的大问题。
  我以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领导做起,从舆论做起。
  要想真正改善社会风气,首先要改变不好的语言素质。

肖冰
编辑同志:
  早就从龙应台的文章中得知她是个爱“生气”、好“吵架”的女人了,如今刚到北京下机伊始就又是故态复萌,接连生气与吵架。其实许多北京人在读龙应台这篇《吵架》时,都会摇头的,都会感到她的“气”生得不值当,她的“架”吵得不值当。
  不知怎么那么巧,龙应台短短两天听到的这些语言,她一写出来就让人感到那么熟悉。恐怕许多人都已是司空听惯的了,而且对这些话语早已是生不起来气了,更谈不到吵架了。
  “顾客是上帝”,这话听着挺顺耳,其实又玄又虚。为“上帝”服务的人根本不信“上帝”,那顾客即使是“上帝”又能奈之何!
  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想当什么“上帝”,那想当什么呢?或者说应该把顾客——服务对象当作什么呢?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当然也有更高要求的,想当个“大”点儿的,不过也用不着当“上帝”。
  段宝文

     (原载1993年12月13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我代表首都 我代表中国

  有的北京人以“老大”自居是出现不文明的原因之一。总感到自己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地处首都,环境优越,“见多识广”,你外来宾客都得听我的。这种“老大”思想不解决,说文明礼貌只是一句空话。
  游明信
  老北京,最讲个“礼”儿,最好个“面”儿,我们应该发扬这个好传统,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干部、工人还是学生,都是展现首都风貌的一个窗口,注意自己的言行。维护首都荣誉是每一个北京人的职责,要始终牢记:我代表首都,我代表中国。
  计萍
  看了《吵架》,我为北京的窗口行业而脸红。建议在首都各行各业制订标准的语言和对人、对事的标准形态,能让中国人自己感到合适,外国人看了也认为中国人有风度;要下工夫培训,并进行考核;不能一阵风,坚持下去,相信北京的窗口行业会给人们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冈稔
  民航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恰恰是这个窗口使许多许多的外国朋友感到了失望。关于神秘而美丽的新中国的传说被这些坏印象蒙上了阴影。
  丁宪民
  建议首都机场、日坛市场的管理部门对照《吵架》一文,认真地检查一下存在的问题,切实地提出改进措施,并举一反三。如确有诚意,应向台胞龙应台女士道歉。
  张家驹

     (原载1993年12月14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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