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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简介



   1842年

  生于中山三乡镇雍陌村。

   1873年

  受聘担任太古洋行轮船公司总理,并在牛庄、上海等地开设商号、钱庄,成为买办商人,撰写《救世揭要》。 

   1881年

  受命创办上海电报分局,任总办,次年正式脱离太古轮船公司,结束买办生涯。 

   1884年

  积极主张抗击法国侵略,冒险到西贡、金边、南洋等地探察敌情,并组织运送军队、军械赴台湾。

   1894年

  在《易言》基础上完成5卷本《盛世危言》,正式出版。

   1922年

  病逝于上海,次年夏,遗骨迁葬于澳门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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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1842.7.24—1922.5/1921.6.14?),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

  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经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张大之。他认为“专制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第二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十九年(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

  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元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李鸿章死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旋因“守制”去职。宣统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

  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郑观应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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